尽管美国的保险商至今还在为他们与投保人之间围绕究竟是风灾还是水灾而争论不休，这决定着他们是否要支付高达600亿美元的理赔额，但经济学家对卡特里娜飓风对美国造成的财产损失初步估算的金额已高达1200亿美元（近1万亿元人民币），甚至有人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号称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财产损失要比人们现在估计的还要高。
    飓风过后，美国人迅速向国际社会寻求援助，其中最重要的援助显然是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能源机构（IEA）在9月2日宣布的，该机构26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动用战略石油储备，每天200万桶，为期30天，共动用6000万桶石油投放市场，以缓解飓风造成的美国国内油荒。消息一出，纽约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与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联袂下跌，而且至今不振。
    这的确让人感到忧虑。确切地说，不仅是对美国经济这一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忧虑，也是对另一个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即中国经济的忧虑。
    在中国经济告别1998年开始的国债拉动效应之后，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越来越突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口增长自1998年起就表现出“高油价高增长、低油价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格局。依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以1998年国际市场油价创下每桶10美元的低水平为背景，这一年1～11月份中国出口录得负增长，全年增幅仅为0.41％；到1999年第四季度油价明显回升之后，中国出口开始出现转机，全年出口增长6.15％；到油价大幅上涨的2000年，中国出口增幅高达27.69%；在国际市场油价升势转弱的2001年，中国出口增幅再度回落到6.73％；到油价重新进入上涨通道的2002年，中国出口增长率又恢复到22.35%。随后的情况想必已是人所共知，2003年和2004年中国出口增幅腾空而起，先后升至34.70%和35.28%。这几乎是最近1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破解高油价与中国出口高增长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难。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产品无可争辩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价格，而劣势在于劳动生产率。这决定了在能源成本较低的时期，那些拥有高劳动生产率的国家更容易凭借产品中凝结的较低劳动力成本以致较低的销售价格获得竞争优势；而在能源成本较高的时期，拥有丰富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国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得以脱颖而出，劳动生产率低下甚至高能耗暂时无法阻挡其产品进军国际市场的步伐。
    当然，如果不是中国已加入WTO，如果不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已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也不会出现伴随跨国公司遵循商业利益最大化原则将其原本设在高劳动力成本地区的制造业生产能力源源不断地向包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以及依据全球化采购的原则将供货方迅速扩大到类似中国这样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当然也不会出现中国出口的高增长。
    我注意到，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9月6日发表的一篇题为“油价可能推动中国出口”的报道中，记者小心翼翼地引用一些经济学家的预测：“廉价劳动力使得中国制造商比外国竞争对手更容易吸收上升的能源成本，中国出口部门增长势头会越来越猛。”实际上，这早已不是新闻。
    我所忧虑的是，如果国际市场油价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持续下跌，就像上一次国际能源机构宣布动用各成员国战略石油储备后，导致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大跌50％而且一蹶不振，其影响一直延续到1998年，那么，出口还可以继续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吗？
    过去两周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希望得到否定的答案。
    有一个因素的确一度动摇了我对中国出口持续增长的信心。这就是节能。据报道，著名的纽约州检察官斯皮策率众起诉美国能源部高官，指责其一再推迟出台更高的节能标准已导致美国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受此影响，由于投资者担心汽车制造商会遭遇更大的节能压力，最近一段时期华尔街汽车类股票持续下跌。与此同时，国内知识界要求制定严格节能政策的呼声日渐高涨，并有可能成为政府经济工作的下一个重点。另一方面，持续高油价也的确为新能源的商业化利用创造了条件。
    我坚决赞同有关节能的任何设想。但是我并不担心未来几年油价会出现大幅下跌。因为伴随中国、印度这样的世界人口大国进入居民生活的轿车时代，无论节能措施怎样先进，都难以阻挡对石油需求的增长。混合动力只是降低了单车油耗，但不能替代汽车保有量的增长。植物燃料虽然被证明是有效能源，但世界没有过多的土地在养活60亿人口的同时去生产供汽车消耗的燃料。那些希望中国印度两国人民回到“驴子时代”的态度高傲的西方人多少怀有宗族歧视的心理。
    我真正担心的是中国不能凭借近几年出口高速增长积累的财富去缩小我们和发达国家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提高劳动生产率曾经是美国上个世纪除公共工程以外最重要的经济政策。经过美国政府、企业、教育科研机构的共同努力，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不断刷新，按1987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国内总产值由战后较低的1948年的8692美元，迅速提升到1960年的10903美元，并在石油危机前的1970年达到14013美元。随后的10年所遭受的石油冲击虽然放慢了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但人均国内总产值依然增长18.34%，到1980年增至16584美元。而在企业技术改造投资高速增长的上个世纪整个八十年代，尽管美国经济遭遇通缩压力，但美国人均国内总产值继续提升17.66％，到1990年升至19513美元。据报道，过去一年美国人均国内总产值大致为22000美元左右。
    尽管中国2004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1995年提升117.63％，但绝对金额仍仅为10561元人民币，换算为美元仅为1304美元，只相当于美国同期水平的6％左右！
    在很大程度上，节能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着共同的含义。它们并不意味着能源消耗总量的减少，而是效率的提升。不过，节能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均意味着投资的增长。这恐怕与现行控制投资过快增长的政策大相径庭。
    我相信，只要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能够伴随节能和技术进步及改造的步伐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低成本优势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出口也将持续增长。后者可能是中国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关键。
    那么，我们可以预期新一轮技术进步吗？可以预期新一轮以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的投资增长吗？进一步说，我们可以暂时告别宏观调控吗？
    （本文作者为经济观察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