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川:经济观察研究院“月度话题”论坛每个月都要找一个既有广泛意义又能和微观商业运作相结合的热点话题。在5月众多的热点问题中,北京财富论坛上关于知识产权的争论刺激了我们的神经,有人说中国三分之一的经济活动都建立在盗版上、世界三分之二假药产于中国。这个争论的背景是中美两国针锋相对的“知识产权报告”,其中美国将中国与越南、津巴布韦等3国一起列为重点观察国,其新任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波特曼更称要“以更强硬的态度对待中国”,首要解决的是知识产权问题。有媒体指出,知识产权有可能代替倾销与反倾销重新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首要问题。而据悉,今年夏天中美经贸联席会议将在华盛顿举行,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将与罗伯特·波特曼正面交锋。所以,我们决定把“知识产权”作为今天的话题。
刚刚结束的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访华引人注目,但据悉他与我国商务部长薄熙来的谈判没有达成明确的共识,大多数媒体以为他们谈判的主要矛盾是纺织品问题,而我们的猜测却是:在谈判过程中,美国所感兴趣的是知识产权问题,而中国所感兴趣的是纺织品的问题,两国的兴奋点不同,所以无果而终。
知识产权的实质性是什么?它是否只应该在狭小范围内被部分人所关注?我们应该如何判断形势、如何确定策略?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将与嘉宾和在场的老师同学进行交流和讨论。
我们知道张汉林教授善于把知识产权问题放到国际贸易的大背景下分析。我们先请张教授结合现时的热点事件分析知识产权的发展趋势。
国家和企业的战略联合
张汉林:从去年开始我们组织了持续一年的打击盗版的活动,结果却是越打贸易摩擦越多。原因有两个。第一,中国市场进入高度竞争阶段,按传统的价格竞争企业很难保持自己的利益,因此需要寻求更高的竞争优势。第二,我们的社会包括政府、企业家、消费者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知识产权。这是好事。
知识产权的问题由来已久,1986年关贸总协定第八轮乌拉圭谈判时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就已成为中国复关的客观要求,1989年中美之间也围绕着知识产权问题发生过纠纷,这使中国的复关谈判包括中美两国的双边经贸关系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
我们都知道,1994年乌拉圭谈判上签定了《知识产权协定》,从此改变了全球知识产权体系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自此,国家、地区以及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都要从三个层次去展开:第一,双边的,体现在经贸关系中;第二,区域层次的,例如欧盟在自己的区域贸易中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作为重要的制度安排或作为产业的发展战略;第三,多边的,在WTO框架下成为多边贸易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上几点都体现了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越来越密切的关系。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知识产权保护也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一个企业创新的源泉,是企业获取核心竞争力的一个基础,也是企业获取利润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没有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企业很难生存和发展,尤其是对高科技产业。同时,知识产权战略中的知识产权的经营也很重要。
在全球500强企业中除中国的少数企业外大部分的公司都有自己清晰的知识产权战略,而我国进入500强的企业,是由我国现阶段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而造成的,一方面是因为垄断,另一方面是由于特种行业,因此,许多企业没有多少自主的专利、商业机密等知识产权。但就全球未来的跨国公司而言,知识产权的经营是至关重要的。
未来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趋势可以参照历史。自世贸组织2001年多哈和谈至今已有4年的历史,其中涉及知识产权的谈判进展得都不是很好,最突出的问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冲突。
从这个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客观上说是知识产权协定中某种程度上的牺牲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护了以现代工业文明为基础的发达国家的所谓产权利益。因为知识产权是以现代的先进技术为载体的,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是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演变发展过程中。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向工业化过渡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引进先进的技术、产品、甚至是跨国公司投资,这样,如何保护好外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就成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冲突的焦点。现有的协定较难平衡这种关系,一方面要较好的保护国家的资产不流失,另一方面又不至于过度的保护导致技术和知识的扩散以及人类文明的进程受到阻碍,这一切都需要WTO和联合国的相关组织进行平衡。
我们看到多哈谈判所取得的进展是与发达国家的让步有很大关系的,比如在爱滋病药物的使用中,发达国家考虑到非洲及一些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爱滋病治疗的需要,同意降低爱滋病药物和治疗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知识产权权利收益人同意对特殊产品在特定使用用途方面给予让步,这种知识产权协定对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起到了一定的平衡作用。
中国在未来的全球贸易中将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现在我们是第三大全球贸易伙伴,估计未来10到15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还会有10%-15%的增长,照此发展,按照我国去年的货物吞吐量(12500亿美元左右),到2020年将达到2万亿美元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未来比较突出的问题将会是中国如何实现本国的知识产权的国家战略和企业战略的联合,以及如何保护好外国投资者资产的问题。
对于中美贸易的摩擦问题,刚刚公布的报告显示,中国没有较好的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且中国商品的平均价格低于贸易伙伴国的平均价格,因此,未来的中美贸易摩擦不会只针对某个领域,而是会针对多个领域。从2005年起中国进入贸易摩擦的高峰期、高发期。
在未来,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会越来越突出。随着制造业越来越向高技术方向转移,包括我们传统的农业都在向高科技的农业方向发展,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在农业、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等各个领域,知识产权保护都是国家竞争、产业竞争的重要核心。因此我们说知识产权保护在贸易发展中会越来越重要,它将无处不在。因此不同的行业,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阶段和不同的区域因为经济状况的不同要有不同的知识产权战略。
但是知识产权很难在短时间内成为首要问题。
黄海川:谢谢张教授高屋建瓴的阐述。我们知道软件业是知识产权的“重灾区”,下面有请邹秘书长。
邹忭:中美谈判中,商务部长薄熙来提到知识产权保护是我国发展的需要。不论是在制造业还是高新技术产业,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但不是最落后国家。我国是制造业大国,目前最要紧的是要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在贸易方面我国是低附加值出口,因此要加大创新。而要加大创新力度就要依靠法律制度,以良好的法律和社会环境来鼓励创新,真正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因此,知识产权制度决不是单纯去履行WTO义务,从本质上说,这也是我国发展的迫切需要。
21世纪的竞争就是知识的竞争,目前我国电脑软件方面知识产权保护的状况是不如人意的,盗版事实上损害的不仅是美国的利益,更是中国自己的利益,损害了中国的软件企业和信息产业的创新,长此下去,中国的信息产业包括软件业可能永远也摆脱不了落后的局面。比如,在有盗版存在的情况下,大家都会去选择使用价格极低廉的国外盗版软件,而不会选择价格相对国外正版软件较低的本国软件,无形中损害了我国软件业的发展,挫伤了信息业发展中的创新。
知识产权纠纷和摩擦是正常的,拥有几百亿资产的英特尔公司状告中国仅有几千万资产的小公司东进侵犯版权,这正说明了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的企业已经有了自主的知识产权,已经威胁到了英特尔的利益,我们的企业应该适应这种新的竞争形势,对于滥用知识产权、以大压小、以强欺弱的行为以法律为武器积极应对。
黄海川:我从邹秘书长的讲话中看到了知识产权控制与反控制的主线,而无论是控制还是反控制,理性和建设性都是非常重要的。有请李主任。
李维:近年来美国对软件知识产权问题的态度十分强硬,对此我们要认真分析,积极应对。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美国采取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原则,因此他们往往要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国,而作为大陆法系的中国,不同于美国的英美法系。如此,他们所提出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否适合我国?另一方面,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我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意识上的确存在差距,“窃书不是窃”的意识在一部分人群当中根深蒂固,需要通过宣传教育增强保护知识产权的观念。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软件技术本身具有科研成果的属性,往往就具有可专利性;软件具有工业产品属性,往往就具有可商标性;同时软件也具有作品的属性,具有可版权性。因此,对于软件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应该具体分析其法律的适用,既不能笼统的界定,也不能以偏概全。
谈到建议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很多企业都开始重视保护知识产权、积累知识产权,同时政府也在积极引导软件的正版化、尊重和保护软件知识产权。但是,我国的法律条文比较原则,缺少具体可操作的细则。当务之急是要引导企业该做什么,该怎么做,而不是简单要求企业不能做什么。只有具体指导我们的企业应该如何掌握、使用知识产权法律武器,如何界定知识产权保护的特点,才能和国外的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十多年前,国外的企业就已经开始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对软件知识产权进行管理,而我国很多的大公司在十年前还没有投入专门的人力物力去管理自己的软件知识产权,目前这种情况正在得以改变,是值得鼓励的。
被忽略的“经营”
黄海川:感谢三位专家从宏观的角度对知识产权的现状和走向进行了清晰的论述。
我们感觉目前国内关于知识产权有一些思维定式。比如容易将知识产权等同于“技术专利”。技术固然是一个基础,但是知识产权实际上是可以等同于一切无形资产的,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私权,这些私权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利益的。
如何让知识产权给我们带来收益?除了需要“生产”和“拥有”知识产权之外,正如张汉林教授前面说过的,知识产权的“经营”很重要。许多著名的企业如英特尔、微软、北大方正、远大空调等等都是在经营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
但是,我们讨论知识产权的另外一个思维定式是容易强调“保护”,经常将“知识产权保护”挂在嘴边。实际上,为什么会产生“保护”问题,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有“经营”好。所以,今天我们还请来了三个企业代表——跨国公司代表西门子、国内企业代表东进、中标。
我们知道,明基刚刚宣布收购了西门子手机业务,其中会涉及到知识产权的处置问题;而在热门技术3G的竞争中,已经进入中国100年的西门子深得中国传统文化“中庸”的真传——既支持欧洲的WCDMA标准,又支持中国的TDSCDMA标准。下面有请李博士给我们谈谈跨国公司在华的知识产权策略。
李万林:西门子是一个很大的集团,其中通信是最大的,包括移动、固网、IP、系统、终端、芯片。手机业务在我管辖的范围之内。
我们在做通信的过程中发现,高科技的发展是异常迅速的,一个月不接触这个行业,就会落后。在支撑这种发展的就是创新和竞争。
一般来讲,高科技公司投入研发的资金占总营业额的比例要达到8%-9%,也就是说它可以量化。既然对研发投入了大量的资金,那么研发的成果应不应该保护呢?我觉得是应该的。通过研发得到的成果而获得知识产权,从而有效地保护自己在竞争中的优势,或者在与竞争对手的谈判中多一个筹码。这都是正常的商业行为。
但是这种知识产权保护有时候做得过头了。比如有些公司就是专门靠专利来经营、赢利,美国有一家有名的通信公司就是专门靠收CDMA专利费来经营。基于这种商业模式的公司就会将专利看得更为重要。它不同于西门子、爱立信这些企业。这些企业有专利、有创新,但是是把专利放在产品里,通过卖设备、卖产品来赢利。我们和大唐合作做TD-SCDMA标准,标准一旦确定就要像遵守语法一样去遵守,那么,我们把专利做在这个标准中,别人要执行这个标准就一定要用我们的专利,这就是一个利润点。专利要保护,但是不能让它成为一个障碍,来妨碍整个产业的发展。在3G专利的谈判中,我们发现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公司比较好谈。
专利该怎么保护是很有学问的。比如最近在IT业发生的几件大事,联想收购了美国IBM的PC业务,广东TCL收购了阿尔卡特手机等等,听到这些消息时国人是自豪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国外的一些企业,比如IBM和阿尔卡特,他们比较注重这个价值链中哪个价值最大,就重点发展、保护哪个。
同样,对西门子来说,我们对高科技的产品定位很清晰,一旦高科技产品变为一种消费产品,它就不再是我们的强项了。比如手机,现在几百元一千元就可以买到一部,这时候要做的是营销,这不是我们的强项,所以我们的企业就要把这种消费产品放出去,集中精力做自己的强项。
我估计IBM也是经过一些市场的分析,有了自己的想法,他更多的是做一些高端的服务,这部分的价值更大,因此他就放弃了低端的东西。
对于公司来讲,应该怎样保护自己的创新,怎样取舍,这都是很关键的。
黄海川:李博士告诉了我们,国内企业在知识产权经营方面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下面一位嘉宾应该是没有被广泛认知的知识产权经营高手。他自己不完全拥有知识产权,但通过投资和吸引投资的方法获得了一个知识产权——电子标签的经营权,这个知识产权瞄准的是一个千亿规模的市场,可以担当起国家标准(NPC)的重任。他的企业挂靠在该领域最权威的国家机构下,前几年经营得有声有色,但是后来这个国家机构代理了国外的另一个标准(EPC),事情慢慢发生了变化。最近,一家杂志登出了长篇报道《一个国家标准的意外休克》,对NPC的遭遇和前景表示了深深的忧虑,其中的主人公之一就是李先生。我们有请李先生谈谈在国内经营知识产权如何抓住机遇、如何防范风险。
李西平:我今天坐在这里可以说是感慨万千。
中国与国外在知识产权的碰撞中为什么屡战屡败?网络域名源自美国,是一个英文的网络系统,主服务器在美国,一旦国际间发生冲突,或发生一些特殊事件,美国把服务器关掉,我们的网络将会瘫痪,直到五年前,我们开始搞自己的中文域名,中文域名的国家标准已经通过国家质量监督总局、国家标准委员会的认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由于知识产权的纠纷,我们的中文域名被搁置了。
和我们公司直接相关的电子标签事件也是以我国的让步而告终。
事实上,在各个领域都会存在自己的知识产权和国外的知识产权相碰撞的情况。建立我国自己的知识产权国际标准是增强国家综合国力的最有效的方法。研究中我们发现,美国和日本都非常重视本国企业的知识产权的研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建立本国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标准。而在我国,我感觉这似乎只是企业而不是国家的使命,亡羊还未补牢。加入WTO后,国家应下大力气推动我国与国际间的知识产权问题的交流,与国际接轨。
现场问答
听众:李博士刚才说技术发展的速度是1个月不接触就跟不上,而一个专利的申请需要3年,期间有专利公示期。这种情况下你不能肯定你的申请被批准,而你的技术秘密又已被公布了。如何应对这个挑战?
李万林:专利申请应该只要18个月。具体如何审批我不是专家,我所关注的是它有多少商业价值。专利的申请需要申请费、保护费等很多费用,在多个国家申请费用就更多了。所以专利价值的大小很重要。
专利有两种,一种是核心专利,大家必须用的,如标准,一种是一般专利,我们称之为垃圾专利。有的公司说它有几百个专利,但其实是垃圾专利,可以避开不用。但它可能在谈判中成为一种交易。比如说西门子和诺基亚谈判,两家公司都有100项专利,那结果可能就是打平了,“交换着用吧”。
比如说美国有大公司把自己几百项专利全部开放、分文不收,那我们就要看这些专利有多少价值。而另外一家公司有CDMA的5个核心专利,它靠这个赚钱。
我们自己申请专利也应该考虑商业价值。
李维:我补充一点,专利是有优先申请权的。
听众:盗版软件既能满足我们的需求,价格又非常的低廉,按照市场的价值规律来看,我们为什么要花大价钱去买正版软件呢?另外,美国作为软件强国是因为它的国民素质高还是因为他们规则制定得比较完善和严谨呢?
邹忭:软件作为创造成本极高而复制成本又极低的产品造成了大量盗版的出现,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在购买盗版的同时也无偿占用了别人的资产,虽然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经济人,都应该遵循市场价值规律,但作为和谐社会的一员我们应当有自己的道德标准,我们的标准就是,在不侵犯他人利益的基础上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另外,我前面说过,社会各个部分、各个环节是高度关联的,购买盗版软件最终也会影响到国内软件企业,而国内企业效益不行则影响到它的员工,它的员工则有可能是购买盗版软件的那个人的亲戚、朋友。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