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元？1500元？还是3000元？哪一个数字将成为新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哪一个数字能“恰到好处”地平衡财政和调节分配？哪一个数字能真正引导“社会财富公平”？当“投资”和“出口”两驾马车出现疲态的时候，“消费”这第三驾马车能否及时赶上？个人所得税法改革还将引发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呢？经济观察研究院特别策划的月度话题（该论坛由新浪在线直播）邀请各方专家为我们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对个税调整可能引发的变化作深度剖析。
——编者按
刺激内需
清议（经济观察研究院院长）：以减税刺激消费，进而实现经济增长，这是里根经济学的一个主要内容，他们坚持一个观点，一个人的消费可以引起另一个人的就业。那么，我们这次个税调整是不是出于这种考虑？
高辉清（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战略规划处处长）：布什上台以后，也执行一些减税政策，尤其是最近美国数据显示他们经济出乎意料的好，财政收入增长比它想象快得多。这个例子也许没有普遍意义，但至少说明在一些情况下减税不仅能刺激消费，而且还能促进税收增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现在确实面临很大问题，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越来越大，从一方面来说这是一个好事，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使得投资跟消费之间越来越不平衡，由于不平衡，经济发展就像瘸子走路，跑到一定速度跑不动了，甚至摔倒。现在我们就有这样一个情况，投资稍微加快一点，物价就上去了，投资一有停顿，立刻从通货膨胀转入通货紧缩，这个问题反映出我们的消费贡献度太小。美国减税政策能取得成功，而且它也是大国家，某种意义上对我们有借鉴性。
假设把个人所得税起点由800提高到1500，我基本测算，明年我们大概有45%的人不用交个人所得税。35％的人全年少交150块钱左右，对应的人数大概是9000多万，算起来我们可以少交130多亿税，再加上利率降低，总共加起来240多个亿左右。这个数字从宏观上来说意义不会特别大，从当年来估计，大概只能拉动消费增长0.1个百分点，但这中间会有一个乘数效应，通过时间的累积，乘数效应会不断放大。
周序中（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秘书长）：这个问题与我们国家税收法律体系结构和组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国家不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税，而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税，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这些属于我们税收里面的主体税种，所得税中还是以企业所得税为主，个人所得税按我们去年统计口径现在才6.7%左右，不到1680个亿。美国主体税减税50%，效果非常明显，立竿见影，藏富于民，不仅仅是消费，而且还刺激投资。我们现在如果想用个税减税政策来刺激消费，我个人理解作用不大，如果减税应当是整体性的减税，是主体税的减税。作为老百姓来讲，感觉到交个人所得税是履行纳税义务最大的一块，其实不尽然，很大部分老百姓缴纳的税都隐藏在流转税当中了。我们购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当中都含有税收，比如烟酒是高税率产品，原来我们甲级烟税率最高，一盒烟69%的税。
调节公平
清议：另外大家谈的比较多的是公平问题，从国内来讲，现在我们个税的调节作用是不是很明显？或者说相对于其它的国民经济调节作用而言，个税调节今后在整个社会公平调节当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刘尚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大家感觉到现在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于是寄希望于通过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完善，来调整越来越大的财富差距。但是“应当”是一码事，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码事，尤其在中国现行环境下，个人所得税到底能发挥多大的调节作用，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不能过于理想化。在目前情况下，个人所得税首先起到的是调节收入的作用，而调节分配是更广阔的问题，或者说涉及面非常宽，不仅仅是靠个人所得税能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个人所得税上，调节分配差距，除了收入方面的手段之外，还有支出方面的手段，要通过支出方面的手段来解决收入差距。
清议：比如现在的奢侈品消费，恐怕通过个人所得税是无法调节的。
刘尚希：个人所得税要完善，要从各个方面来考虑，收入差距问题是一个方面，真正的差距事实上是财富差距。大家感觉到不公平，不仅体现在谁拿的钱多谁拿的钱少，还有消费水平的差异性。尽管你的收入高，但是将钱更多用于投资，创造更多经济岗位，也能缓解很多社会问题。社会的公平看从哪个角度考虑，不仅仅从收入这个角度考虑，也可以从消费支出水平差距考虑，也可以从存量、财富差距考虑，不同角度考虑有不同思路。
牵动效应
清议：您刚才实际上在告诉大家，我们不应当把过多的调节的作用赋予个税，应该强调三种税制的综合作用，财产税、消费税，还有个税。减税这个话题应该是刚刚开始，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公民要有财产的意识、主人的意识，应该参与到这样一个讨论当中，因为毕竟这样的改革，于国于民都是有利的。
高辉清：目前从我研究宏观角度来看这件事，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个，由于它不是主流税，对刺激消费的意义可能并不大，同时由于现在中国民间投资环境的问题，使得它对投资促进的作用也不大。但是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我们能测算出来，好几百个亿，加上还有一个成熟效应，如果你慢慢发展这也是好的方向。还有一个是现在中国税收必须得承担的调节社会公平的问题。我们看到政府实际上已经在朝这个思路做了，新一届政府上台，第一个就是减农业税，第二个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第三个是提高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一个台阶上来，农民是最弱势，农民工倒数第二，最低生活保障人群是第三弱势，第四弱势是中低阶层。这样一理思路就非常明确，这是社会发展的途径。如果按照这个思路下去，会有很好的后续发展，要保持平稳度、和谐度，换句话说要使可持续发展过程更强。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讲，个税调整的意义可能短期之内不是特别明显，但方向如果是这样走，意义将非常重大。
清议：我注意到，像每年一度的对竞争力最强的一些国家经济体进行的评价中有一个很重要指标，就是你这个经济体中由政府决定的支出占整个经济体支出的比重，如果你这个比重过大，实际上意味着你这个经济体的市场化的程度比较低，我看到这两年整个财政收入增幅快于整个GDP增幅，是不是意味我们的经济在变得更加集约化或者更加政府化？
刘尚希：支出分很多门类，大的方面有经济方面支出，也有社会方面支出。现在的情况是社会性支出在逐步加大，主要是解决公共卫生问题、教育问题、环保问题，这都是非常迫切的问题。还有三农问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生态环境治理，这方面花越来越多钱。因为以前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过分关注的是GDP，只要GDP增加就行了，现在我们了解经济社会要统筹协调，所以整个财政支出中社会性支出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初期政府在经济性投资上占的比重很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在社会性支出上逐渐提高，发达国家社会性支出占的比重超过一大半，美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了1/3，还有医疗等等。我们过去讲国计民生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市场化没有办法解决的方面政府要干预。在这方面以前是采用政府提供补贴的方式，现在可能更多是通过增加老百姓收入这种方式。这两种不同选择，看起来好像是把钱从左口袋投往了右口袋，实际上不一样。比如用水，政府给你提供补贴，水很便宜，你就没有这种节约意识；如果转换成以工资形式发放到你手里，用水的时候就会考虑了。所以这样产生的社会效果是不一样的，不单单是一个左口袋、右口袋的关系。（本文根据经济观察研究院“月度话题”论坛在联合主办方——新浪网上的直播内容整理。未经嘉宾本人审阅。图片由新浪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