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系里，过去10年的经验已经不再能指导未来10年的工作

   "第一流智力的评价标准在于他们能否同时拥有两种彼此冲突的观念，但同时仍能维持正常的职能。”F. Scott Fitzgerald曾经这样写到。有关中国在全球日益重要的地位，至少有两种流行的观点。支持者认为，在2030年之前，或者更早，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而持怀疑态度的人则认为，在过快增长所带来的环境、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影响下，中国的增长将很快放缓甚至于会停止。
    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也都很有说服力——但是又都过于简单化。如同1980年代的日本一样，一个外来者同样很难真正地了解21世纪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中国的经营环境并不是静止不变的。中国正在迅速地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许多较有能力的中国企业正脱颖而出、中国的消费市场也在日益成长、销售与配送渠道也日渐成熟、政策法规环境也在不断改善，而所有这些变化的速度都越来越快。因此，过去10年中学到的经验教训不一定能应用于未来的10年。在跨国公司试图在中国开展业务时，他们的成功完全依赖于能否深入了解他们中国竞争对手（或者合作伙伴）的思维方式。
    对于中国以外的人来说，中国的发展至少会带来五个“惊奇”：社会生活与全球化企业的各个层面都深深地根植于中国这个国家独特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演化过程，它们将与绝大多数外来者的猜想都有所不同。

“为什么不是我？”
 许多国外投资者在制订其经营计划时，都认为他们的中国同行只是一些简单的低成本竞争对手。但是，这些企业在产品与服务分化方面的竞争能力将会使他们大为吃惊。
 当前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历史根源是中国竞争力的最关键因素。
 迄今为止，仿佛在某个长时间积蓄压力的蒸汽管道上打了孔一样，中国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强劲。尽管多年来一直被灌输着这两种观念——“共产主义好”和儒家的伦理关系，但是现在，中国的商人开始怀疑这些价值观念是否真的有效。
 在北京中关村园区、温州的制造业中心、大连工业区以及几十个中国商业中心的新兴高技术企业中，每一个年轻企业家的头脑中都在考虑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是我？”在物质需求的推动下，年轻的中国商人渴望能够跟上世界的发展步伐，甚至轻率地夸大了他们所拥有的机遇。他们觉得自己将会成为未来的英特尔、苹果公司或微软公司的创始人，而且他们中的某些人确实有这种可能。
 由于中国的企业家都忙于划分自己的地盘，同时目前还处于他们事业发展的早期，他们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他们并不太在意质量。但是，这种情况也存在一些例外。其中许多人都认识到，任何一家新兴企业都必须在成本、质量和时间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他们非常明确地选择了为了提高速度和节约成本而牺牲质量的设计和生产程序。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一直是一个生产没有差异性产品的国度；实际上，很多中国商人都知道一个摩托罗拉手机在芝加哥的价格或者一双耐克球鞋在曼哈顿的价格。他们也问自己，“如果我能生产这些东西，为什么我就不能卖出更高的价钱呢？”其中一些人已经开始为自己的行业从低成本的鞋子、手机和零件生产商向名牌企业的转变奠定着基础。
 在中国国内，某些行业已经逐渐发展成熟，而他们的西方同行则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才达到同样的水平。例如，在汽车行业内已经出现了提供全面服务的零售商（过去，他们都是国营企业或者政府同大众汽车公司等国外制造商组建的合资企业）。中国的汽车制造商正在确立全球性的汽车品牌，例如中国第一汽车集团，这家工厂已经是全球最重要的中型重载卡车生产商。而万向集团（一家私营的杭州汽车零部件制造商）正在收购美国、欧洲和日本企业的股份，试图建立一条全球化的供应链并且发展一个全球知名的品牌。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博思艾伦对中国国内成本数据的分析，中国国内的价格竞争（以及来自印度的价格竞争）已经对企业的利润率产生了足够的压力，即使在年销售额增加幅度超过10%的情况下，汽车制造商可能还需要将国内的年平均成本降低8%才能实现盈利。在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和纺织品行业也出现了类似的合并局面。这些都是中国企业逐渐发展成熟的标志。
 同时，许多中国企业的领导者都非常渴望这种成熟。越来越多企业家不想要一种无政府的、完全竞争自由的混乱环境；他们想要的是一种可持续的、稳定的增长。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将以无法预料的速度发展形成复杂的供应链体系、品牌、研究实验室和财务基础设施。甚至即使只有极少一部分中国企业家突破了这道门槛，也将对全球企业界产生惊人的影响。

无畏的实验主义者
 并不是每个中国企业都擅长技术创新，但是那些擅长技术创新的企业都能够充分利用中国目前的几个特殊因素。中国的大学都在努力培养着工程师。在1996年到2001年之间，中国的理工科专业的博士毕业生的数量翻了一番。这些人当中，有很多都愿意从相对低的薪水做起开创自己的事业，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他们搭上了某个正确的企业明星驾驶的马车，将来他们的财富将快速的增长。中国文化中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渴求精神”为发明创造提供了一种支持性的智力环境，而且不受现存技术和市场模式等传统智慧的制约。中国的消费者通常都是潜伏的，而且变化迅速，这使他们能够以开放的心态购买本地创新者所生产的实验性的低成本产品。
 对研究和开发工作的财务支持也正在迅速地增长。北京、上海和深圳这些城市已经成为了国外风险资本家亚洲之旅的必经之地。中国地方政府已经建立了多个企业孵化园，如：中关村、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等，为中小型企业提供低廉的租金和技术基础设施。国家教育部还将继续加大在技术大学的投资力度，并且希望通过投入巨资使它们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教育部还引进了激励机制以鼓励大学、教授和归国的留学生将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产业化。在所有这些公共与私营资金的作用下，中国近来的研究开发投资已经达到全球第三的水平，仅排在日本与美国之后。
 新兴的中国创新者最突出的特征不在于他们的模仿能力，而在于他们愿意冒险并且从失败中学习经验。在决定了在某个新产品、新技术上投资之后，他们不需要太多的证据支持。“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他们会说。如果他们发现效果不好，他们会立刻放弃这个项目，然后开始尝试其他的东西。速度是每个行为的最主要特征。他们还会彼此学习；有关具体实践和业绩的消息会很快地传播开来。复制成功经验的能力和在学习曲线上的迅速攀升已经使中国企业拥有了今日进入中国的西方企业所不具有的优势。
 众多中国企业家都试图创造和应用一种技术上的杀手锏来帮助他们确立全球性竞争者的地位。或早或晚，这种累积性的创新——其自由实验的纯粹数量与速度——将催生重大的突破，产生比中国目前所产生的任何东西都更具有独创性的结果。

中国的“人才累积”
 只要简单看一下中国主要本土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名单，就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人都非常年轻。因为中国从上世纪60年代末直到整个70年代（即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了所有的正规教育，因此失去了整整一代高学历的经理人员，所以，目前年轻的领导集体成为了一个规范。为了弥补这个断层，在某个极为需要经理人才的阶段，中国的企业意识到，他们有必要急切地招募并且培养可靠的专业人才。?荩
    通常情况下，这种专业人才非常重要。在经济改革、建设国家的热情、以及中央政府激励机制的吸引下，众多在国外留学或者移居国外的经理人员将国外的信任机制、领导能力、和财务以及市场策划能力带到了中国企业的执行班子当中。
    这是30多年来这一趋势不断加速的结果。目前中国的经济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那些移民——那些在海外居住的中国人。即使在经济似乎永远停滞的时候，海外的中国人仍旧向国内寄钱。他们都是一些现实主义者；他们把中国看作一个廉价劳动力的来源，这里还有他们的亲戚，尽管血缘关系都很疏远了，却仍可以将物流和现金等工作交给他们掌管。在中国国内出现了机遇之后，这些移民则亲自返回了祖国。来自香港、台湾和澳门的企业家回到家乡开办工厂；在美国或者欧洲公司内已经取得职位的学生也回到中国开创他们自己的公司，同时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还有各种商业合同——其中包括他们彼此之间的合同——都带了回去。在一项对硅谷技术移民的调查研究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管理与系统学院的院长AnnaLee Saxenian发现，大约73%的中国技术移民都说，他们会考虑在他们的祖国创建企业——而且其中多数人已经这么做了。
    一些具有全球背景经验的中国执行人员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在政府支持的企业内也是如此，田溯宁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德州理工大学获得资源管理学专业的博士学位之后，他在德州创建了自己的高技术企业。接着中国政府招聘他担任网通公司的高管。傅成玉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总经理，曾经主持了2005年公司对Unocal的收购工作。傅成玉从南加州大学获得了石油工程学硕士学位。
    就其自身而言，中国政府意识到，为了将新兴企业或者国有企业转变为全球性企业，政府部门需要培养强大的管理能力。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会经常性地参加在国内或者在国外顶级研究机构举行的管理与领导能力培训课程。因此他们能够接触了解到最先进的西方管理思想和技术。同时，政府部门“走出去”的政策鼓励企业执行人员认购国外的资产——不一定是为了从中获利、而是为了学习其中的经验。尤其是石油行业，这个行业一直关注着全球范围内能够帮助中国发展其战略石油储备以及战略管理人才储备的企业。简言之，中国已经不再是世界中的孤岛，这一群在国内外都能如鱼得水的人正在成为沟通中国与外部世界的重要桥梁。

5．中国在海外发展的雄心：在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中，中国正在成为一股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