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家跨国制药公司在中国都卷入了漫长的官司和悬而不决的谈判。除了这些麻烦，中国还能带给他们什么？

   对于大型跨国制药公司来说，以前，中国更多的是一颗烫手的热山芋。
   这些公司每年需要在这里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维护自己的药品专利。而迟迟不在中国上市一个重要药品，那就要准备接受来自媒体、NGO组织等各方面的斥责。
    从辉瑞的伟哥案，到葛兰素史克的罗格列酮和拉米夫定的争端，再到罗氏的达菲授权生产问题，在利益和道德之间，在专利和仿制之间，每一家跨国制药公司在中国都卷入了漫长的官司和悬而不决的谈判。
    因此，跨国制药公司开始重新琢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带给他们接连不断的专利纠纷，指责他们利欲熏心、道德泯灭，没有完善的医疗体系确保正确使用药品——还能给他们带来什么？
    在这种思路下，跨国制药公司们正尝试从被动走向主动。
    3月16日，罗氏集团正式授权第二家中国企业生产达菲药品，以便在中国预防和控制禽流感。这家幸运的中国企业是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东阳光）。东阳光有权将其获得的权益授予其两家关联企业，即宜昌长江药业有限公司和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罗氏希望通过授权扩大达菲的产能。到今年年底，罗氏给达菲定下的全球年常量是4亿万剂，要达到这个数字，来自全球各个政府的订单就非常重要。寻找本地合作伙伴，可以使罗氏更好地与政府进行沟通。
    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收集数据进行研发。罗氏集团药品部首席执行官William M.Burns先生表示：“作为一个以研发为基础的公司，我们致力于进一步扩展关于达菲和H5N1病毒的知识库，但是我们无法独立完成这一任务，因此我们需要与合作伙伴并肩前进。”
    的确，中国庞大的13亿人口，意味着这里有庞大的患者群。对任何一种疾病和药品的研究，如果没有采集来自中国的案例，都会是一个不可弥补的缺陷。
    罗氏只是向前迈出了一小步，而惠氏则更加大胆。3月22日，惠氏牵手北京协和医院共同建立了早期临床药物研究中心，这也是惠氏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研究中心。
    “目前在中国做药物研发的成本低一些，但这并不是我们进入中国搞临床药物研发的主要原因。”惠氏公司董事长、CEO兼总裁艾斯纳（Robert Essner）说，“最主要的原因是，现在我们所有的药品都要进行全球范围内的研发，这样当药品上市的时候，已经在全球所有不同的种族和人群中做过临床研究了。”
    自从2001年成为惠氏总裁开始，艾斯纳定下了一个宏伟的目标：从多元化变成业务高度集中的、创新性的制药公司。不过，在新药研发的成本已经从5年前的5亿美元上升到了15亿美元，因此，艾斯纳正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到提高研发的生产效率上，而北京的研发中心正是他计划的一部分。
    艾斯纳说：“过去的早期临床药物研发，可能会有几百名研究人员分散在全球各地，一年中大概要做二十、三十甚至五十个不同的临床研究，所以要进行快速、高效而又能够达到很高水平的临床研究，非常困难。我们现在想改变一种新的方式，即在全球建立数量有限、世界一流的中心，包括今天在这里的北京协和医院，利用这些早期临床药物研发中心来进行临床研究。”
 到今年年底，惠氏将在美国、西欧、东欧和亚洲其他地区、拉美都建立起类似的全面运转的早期临床药物研发中心。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希望在推出新药的时候能够在全球各地几乎同时上市，目前这是我们的一个梦想。”艾斯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