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际媒体和学者研究中国公司，往往依据的是现成的政策文件与统计数据，所以便会陷入很困扰的境地，并得出一些跟事实相去甚远的结论。
    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任教的黄亚生教授在《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中说，在1991年前，中国私营公司在工业产出价值中的份额只有5.7％，他的这个数据来自国家统计部门，而由此出发，他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后来的三年多里，私营公司的数量和贡献率会突然爆增十多倍。如果他知道，在90年代之前，中国乡村存在着大量的“红帽子”企业，便不会有那么多的惊奇了。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任何经济数据都与当时的政策背景有关，而如果这个政策本身是可以被穿越或隐形违背的，那么，那些出现在官方文本中的数据就很可疑了。研究中国企业史，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经济政策貌似坚硬，实则颇多可以斡旋的地方。这个特点很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条著名的马其诺防线，看上去坚固无比，正面进攻固若金汤，然而，你如果设法绕将过去，顿时就能让它变成一道很滑稽的摆设。

二

    第一个让政策变成“马其诺防线”的，是80年代的“官倒阶层”。
    从改革开放的第一天起，政策对国营资本的倾斜便非常之坚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私营公司无法从正常的渠道获得任何生产资料。于是，一个官倒阶层便出现了，他们有办法弄到“计划指标”，然后再转卖给计划外的企业们，1986年3月，国务院发出过一个十分严厉的禁令：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的批发业务，只能由国营单位经营，不准套购就地转手加价倒卖，不准倒卖计划供应票证，不准任意提价，不准以任何形式索取额外收入，对投机倒把者，要坚决制止严厉打击。而就在同一月，《经济日报》报道了一个这样的实例：国营的内蒙古赤峰金属材料公司从一家铝锌矿以每吨3714元的计划内价格购得500吨铝锭，然后以每吨6500元的价格就地倒卖给广东公司，后者再将之倒卖三次，价格提高到每吨7000元，最后仍由金属材料公司买回，调拨给国营的赤峰电线厂。铝锭原地不动，从中倒腾的倒爷们赚了个大饱，国营的矿厂、金属材料公司和电线厂无一例外地都成了买单人。
    明确而峻厉的禁令，事实上形同空文，它能吓着一些胆小的，却不能丝毫遏制那些背景强硬的冒险者，为保护国营企业而执行的“价格双轨制”直接滋养了“倒爷经济”的繁荣，那些有政府背景和资源的人或公司，按国家计划价格将紧俏生产资料买进，又按照市场价格将之卖出，赚取差价。据学者胡和立的研究报告显示，仅在1988 年，全国控制商品的价差总额就超过1500 亿元，加上银行贷款的利差和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三项合计价差达3500 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其中70％左右流入私人的腰包。
    正是由于倒爷们的猖獗和“法眼通天”，使得各种国家统配物资以各种形式，通过各种渠道流向市场，国家指令性计划彻底失去了严肃性。在执行“价格双轨制”的年份里，国家统配物资从来没有完成向国家供货的合同，那些规规矩矩、遵守国家调控计划的国营企业反倒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三

    官倒之后，一个更大规模的政策绕行是企业联营。
    在90年代前的十多年里，中国的民间公司几乎得不到任何政策上的支持，无法从银行得到贷款，不能够直接做出口贸易，不能按公开牌价获得生产资料，在税收上受到歧视，不能从事相当多的行业，甚至，不能从大学中分配到毕业生。但那些年却是民间力量迅速崛起的时期，让各项限制性政策变成“马其诺防线”的便是企业联营。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沿海很多地方出现了“经济联合体”，在市场竞争中乏力无策的国营企业把一些业务以承包或联营的方式转包给乡镇企业，以此形成联盟的格局，这种在过去属于禁止的行为突然受到鼓励，它被认为是一种双赢的策略，通过联营，国营企业得以降低成本，甚至通过品牌的有偿使用直接获得利益。对乡镇企业来说，则得到了市场的准入，以及人才、品牌、技术等方面的援助。尤其重要的是，联营的方式还绕开了国家政策上的很多管制，联营厂可以得到国家的战略物资，进入原先被禁止的行业，甚至以国营企业的身份对外开展各种业务。
    联营被看成是国营企业获得活力的一个新药方，在那几年，政府对联营的热衷让人吃惊。很多省份的省长、书记在报纸上提出“破思想阻力，促横向联合”，他们批评某些国营企业“热衷于自成体系，在联营中存戒心，留后手；缺乏战略眼光，把联合当成权宜之计；争当龙头，不甘做配角；怕自己的权和利联小了。”这种声音对联营的大规模尝试起到了强劲的推进作用。
    事后表明，这种支援和联营，是沿海一带乡镇企业获得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国营企业在联营中所获得的效应最终被证明是暂时和有效的，而灵活的民间企业则从这个体量庞大而体制僵硬的“大笨象”身上汲取了无尽的“血液”。 数年之后，联营的乡镇企业迅速壮大，而被掏得资源一空的国营企业则更加嬴弱不堪，于是，很快出现“儿子吃掉老子”的现象，国营企业在联营中由主动而变被动，步步后退，渐落下风，最终让出整个市场。

四

    不夸张的说，政策的“马其诺现象”，一直贯穿了过去将近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 90年代中后期，中国股市趋热，根据国资优先、中央企业优先的原则，所谓的上市指标被“分配”到各部委，由于很多部委内没有符合上市资质的公司，于是，这些部委指标顿时又变成了民间公司以及地方国营企业寻租的对象，很多企业通过挂靠乃至变相购买的方式，获得上市的资格，若干年后，这些企业数度洗牌，才逐渐露出其本来的面目。
    ——1998年后，国营企业的产权变革更是一场商业智慧与中央政策进行博弈的精彩过程。根据政策，经营层对国有资产的MBO从来没有被明文允许过，然而各地的企业却花样百出，通过母子公司、合资公司等各种方式，相继完成了产权的清晰化，那些傻傻地坐等政策明确后才敢行动的公司却成了“马其诺防线”前的落后者。
    ——近年以来，中国的很多垄断行业，如银行、保险、电信和传媒业等等相继开放，人们发现，其实早已有一些聪明的、有运作能力的跨国资本及民间资本早早地在政策明朗前完成了产业布局，那些痴等政策出台后才行动的公司却早已没有了任何的机会。
五
    我们在考察中国企业史时，常常会迷惑于政策面与现实面的错位与落差。而如果透过“马其诺现象”这个角度，便可能有很多有趣而独特的结论。
    富有东方式特点的“马其诺现象”，以牺牲公平原则和法律的严肃性为代价，使中国的公司改革一直处在一种弹性很大的氛围中，这也渐渐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特征之一。那些因绕行“马其诺”而获益的公司或个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形成了一个灰色的既得利益阶层，因为群体的庞大，它们成为了这场改革的天然支持派，在某种意义上，这竟在某些时刻成为改革得以持续和延伸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