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到文飞了。导演让摄像换了个机位，招呼文飞过去拍摄。因为在刚刚结束的一轮比赛中失利，他和其余队员不仅接受了清扫路面的惩罚，还必须面对镜头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在团队中，谁必须为这次失败负首要责任？”
    “光线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好，那开始录了。尽量回答得紧凑一些。”“这个……”文飞把扫帚放下来，用另一只手支着下巴。
    摄像把机器停了下来，等文飞构思好自己的答案。“好的，可以开始了。”良久，文飞打破了沉默，“我认为，这次失败并不应该由某个人来承担责任，因为这个任务是由整个团队来共同完成的。在这个团队里，代超是队长，他负责整支队伍的管理和成员之间的协调。如果说他有责任的话，也只是这一小方面的责任。而朱勇虽然在这一轮比赛中不是队长，他……”
    显然，文飞有着太多的顾虑，但这只造成了一个结果，他在镜头里看起来真的紧张极了，而且答案听起来让人不得要领。“停，停，停。”导演打断了文飞，“不要想太多。你只需要简明扼要地回答：谁，应该对这次失败负责？”
    文飞把手插在裤袋里，皱着眉头，凝视着地板，似乎在寻找两全其美的答案。摄像机周围的气氛陷入了一片尴尬，时间几乎趋于停滞。这些参加电视真人秀《巅峰营销》的经理人，虽然他们已经能在镜头下完成任务，但是转换到接受采访的状态时，他们尚未完全适应。

学会面对镜头

    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CBS)公司的《60分钟》节目中，观众无数次看到这样的场景：记者快速跑过停车场，努力接近某个公司的高层，试图对他进行短暂的采访，而那位遭遇“伏击”的管理人员总是想挡住镜头，或者命令记者和摄像立即离开并关闭摄像机。
    结果，在电视观众眼中，镜头里的那个人好像真的有点问题。更糟糕的是，记者们还会在镜头前向观众诚恳地解释，他们之前已经试过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诸如电话、传真、电子邮件以及特快专递与公司高层取得联系，但是均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本来似是而非的问题，到了观众的头脑中，反倒成了挥之不去的客观事实。
    在美国这样传媒业高度发达的社会环境中，经理人必须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镜头和电视记者。当媒体突然造访时，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结果的好坏取决于受访者的表现，而非等在门口的记者。有的经理人会机智而冷静地面对记者，有的经理人会对媒体避而不见，而最坏的情况，就是经理人和媒体被相互激怒，引发一场甚至是一系列灾难。
    国内的电视新闻媒体无法达到这种覆盖密度，相对应的，中国的经理人面对镜头的机会自然也不能与国外同行相提并论。“如果刚才在饭桌上的闲聊进行到一半，忽然出现摄像机镜头，你会怎样面对？”当参加《巅峰营销》的经理人面对这个问题时，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无助地望着同伴和导演：“这不会发生吧？之前说好了的，如果要拍摄的话，肯定都会提前通知的。”他们说的没错，不过从他们的反应至少可以看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面对突然出现的镜头。

从适应到利用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也在利用镜头。”提及比赛过程中选手和镜头间的关系，葆旭东的嘴角挂着得意的微笑。有一次他们被要求在北京完成一个制作电视广告片的任务，如何利用有限的资金，既能负担制作成本，还要招募到合适的群众演员，成为最棘手的问题。“人们对摄像机镜头有一种天生的信任感。扛着摄像机，他们就知道你不是坏人。”葆旭东将镜头视作团队与外界关系的催化剂。
    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他们利用镜头的特殊力量，得到了免费的场地，赢取陌生人的参与热情。为了说服群众演员的参与，他们告诉对方，虽然演员只是义务参与演出，但是最后的成品会在电视台播出，可以获得上电视的机会。“规则里写得很清楚，我们不能说自己是中央电视台的。但即便如此，人们的参与热情依然很高。”葆旭东说。
    毕竟，镜头的作用并非只是让采访对象难堪。借助电视媒介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从而推广公司与品牌形象，也已经成为市场营销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北京操持着一份房地产生意的葆旭东深谙此道。
    “我来参加这个节目，除了想要争取那个百万年薪的职位，更重要的，还是希望能够通过镜头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形象。毕竟在电视上露过面，和别人接触时候的距离感就会小一点。”葆旭东说，他过去参加过一些电视节目，做了几次嘉宾。与人初次见面，对方若是碰巧看过自己参与的节目，沟通就会变得十分顺畅。他对镜头的态度，也比其他几位选手要“职业”许多。他曾对节目总导演杨乐说，“你不要修饰我，这就是我的个性。我希望自己在节目里有个性，而不是被修饰得像个好好先生，那根本不是葆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