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任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等同于将部分国民财富增加值以外汇储备的形式排除在需求之外。随之而来的是，出口增长越快，外汇储备增长越快，但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远远低于GDP的增长。
    在中国，证明这一经济定律一点都不难。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1999年至2004年，以出口累计增长203.88%和外汇储备累计增长294.33%为背景，GDP累计增长率为66.7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5854元累计增长到9421.6元，累计增长率为较低的60.9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210.3元累计增长到2936.4元，累计增长率仅为32.85%。进一步说，按照同期人口结构城市化平均比例38.34∶61.66计算，这一时期的平均国民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率为45.86%，大大低于同期GDP累计增幅约20.92个百分点。不排除总人口增长对这一结果存在修正效应，但修正幅度微不足道，毕竟同期人口累计增长率仅为3.34%。
    虽然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上述经济定律存在反定律，但继续依赖出口高速增长来维持中国经济增长显然是错误的。第一，宏观经济对出口高速增长的依赖不仅加大了中国与世界主要进口国即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与部分发展中国家之间针对国际出口市场的贸易竞争，其结果是中国的贸易环境不断恶化。第二，贸易环境的恶化必然对人民币升值不断构成压力，在巨额外汇储备的情况下，人民币大幅升值又必然导致国民财富的缩水，这主要是指外汇储备的汇兑性贬值。第三，为了保持出口高速增长的格局，出口价格上涨幅度不得不低于原料价格上涨增长，因出口而带来的边际利益不断下降。说到底，继续过度依赖出口高速增长，不仅国内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的现象无法消除，而且可能使中国过早地失去有利的贸易环境，以至于在内需尚未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之前，由于出口增长乏力而出现GDP增长链条的中断。
    过去28年来，中国由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聚集速度不断加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由1978年末的17.92%一路提升至2004年末的41.76%，预计到2005年末已突破43%。大致说来，中国人口结构城市化进程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出现在1978年至1984年，伴随农业改革与逐步放开农产品价格管制，大量农民进城经商，6年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平均每年上升0.8483个百分点。第二阶段出现在1985年至1995年，受城市及工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影响，城镇职工就业开始分流，下岗职工数量逐步增加，以往城镇第三产业新增就业岗位中主要由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人口占据的情况发生改变，11年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平均每年上升速度下降到0.546个百分点。第三阶段出现在1996年以后，在当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由上年的29.04%大幅提升至30.48%，升幅达到1.44个百分点之后，随后9年基本上维持在这一水平，10年间平均每年上升1.41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人口结构城市化进程并没有显示出口增长对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的促进作用。例如，1998年出口增长率仅为0.41个百分点，而且1～11月份持续负增长，但当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却大幅上升1.44个百分点。不仅如此，即使出口增长率在2000年达到27.69%，但当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升幅依然是1.44个百分点，而2004年出口增长率虽然达到35.28%，但当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升幅却下降到1.23个百分点。一些学者总是在强调出口对扩大就业的好处，但从人口结构城市化的角度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鉴于政府有关部门已放宽城镇户籍管制，包括省会级城市也将逐步取消农民进城的户籍限制，加上进口农产品数量持续快速增长导致国内农业劳动力过剩现象不断加剧，相信在未来10年内，中国将进入新一轮人口结构城市化高峰。到2015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有望超过60％，甚至达到65％。这既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全球化对中国人口结构形成的必然影响。
    那么，人口结构城市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扩大内需呢？答案并不复杂。按照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目前的差异值6485.2元计算，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每年增加2000万人，可增加内需1297亿元，相当于200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年增加值的16％。实际上，这恰恰是2004年人口结构城市化对扩大内需的贡献。有两个可以预期的因素足以不断强化该等贡献。一是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二是不断增加的年度农村人口城市转移数量。鉴于城乡收入差距在过去5年扩大近80％，再过5年，即使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依然是每年2000万人，上述因人口结构城市化对内需的贡献至少可以扩大至2335亿元。如果到那时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每年达到3000万人，这一贡献可进一步扩大至3502亿元。
    由此而来的忧虑是，伴随人口结构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压力将以更快的速度放大。应当说，以过去200年世界人口城市化进程来看，工业化程度越高，农村人口向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聚集程度同样越高。有理由相信，在工业化促进人口聚集的经济发展规律上，中国过去不是例外，今后也不会成为例外。
    统计数据显示，1999年至2004年，中国城镇人口累计增长率大致是24.08%，但上海、北京的累计增长率分别仅为18.18%和18.77%。这未必不是行政手段控制的结果。实际上，与世界平均水平10％相比，中国的特大城市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尚处在相当初级的发展阶段，即使上海、北京这两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其总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目前也分别不到1.4%和1.16%左右。值得重视的是，论及特大城市占总人口的比例，亚洲人口稠密国家的水平远在其他国家之上。按照联合国的统计口径，2005年，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2.46%，日本东京为27.32%，韩国首尔达到43.20%，而北京仅为0.82%。伴随中国人口城市化比例将突破60％，特大城市人口必将呈现爆炸式增长。为此，有关中国特大城市如何应对人口聚集速度加快带来的挑战，是一个非常紧迫的话题。
    总之，以长远的观点看问题，中国必须逐步摆脱经济增长对出口的过度依赖，才能最终走出内需增长不足的困境，而扩大内需的努力主要取决于人口结构城市化的步伐。这其中包括了中小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也不可避免地包括了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对此，目前中国特大城市的远期发展规划真的规划到位了吗？
    （本文作者为《经济观察报》经济观察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