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是一个有十年驾龄的老司机，前不久刚刚有了自己的私车。近来他的主要兴趣是下班后教老婆开车，并且急切地向我分享了他的一个新发现：人一开起车来脾气就大。就说“你弟妹”吧，平常一副娇小温柔的样子，这一开车上路，也是双目精光四射，满嘴脏话连篇。不外乎是嫌骑自行车的人太碍事，恨不得满大街只有他们家这辆车，连个炊饼摊子都不想剩。
     朋友的新发现，让我想起昆德拉在小说《缓慢》开头的描述。一如《不朽》中开创的“真人秀”风格，作家夫妇开车行进在小说中去往一个古堡的繁忙道路上——
      “我开着车，从后视镜中盯着跟在我后面的那辆车。左转灯闪着，整辆车涌出不耐烦的波浪。开车的人正等待机会超越我的车，如同一只猛禽窥伺一只麻雀。
      “妻子薇拉对我说：‘在法国，每五十分钟就有一个人在公路上惨死。看看这些在我们周围开车的疯子。正是同样的这些人，看到一个老妇人当街被抢时，表现出极端谨慎的态度。而当他们手握方向盘时，怎么又不害怕了呢？’
      “我望着后视镜：依旧是那辆因对面车流而无法超前的车子。司机旁边坐着一个女人；为什么他不跟她说说笑呢？为什么他不把手掌搁放在她的膝盖上呢？而他只咒骂着前面的那辆车开得不够快；那个女人也没有想到触摸他的手，她在脑子里也和他一起开着车，一起咒骂着我。”
      速度，在昆德拉看来，是技术革命献给人类的一种迷醉的方式。他做了一个对比：和摩托车骑士相反，跑步者始终待在自己的身体中，必须不断地想到自己的脚茧和喘息；他跑步时感觉到自己的体重、年纪，比任何时候都还深切地意识到自我和生命的时间。当人被机器赋予了速度的快感之后，一切便改变了：自此之后，他的身体处在游戏之外，他投身于一种无关肉体的、非物质的速度之中，纯粹的速度、速度本身、以及令人兴奋的速度感之中。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奇异的组合：技术的森然无人性与兴奋的狂热火焰。
      还是说得简单一点吧。依赖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于速度的追求似乎可以无限鼓胀，而根本不必考虑人本身的局限。这并非是因为人超越了自身的物质特性，不过是暂时忘记了自我。速度使自我价值迷失，人们迷醉于“沉重的肉身”消隐后的快感，不知不觉地堕入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生命的意义何在？在汽车时代，这一古老智慧的光芒可能只有在堵车时才会闪现。
      “为什么他不把手掌搁放在她的膝盖上呢？”——虽然这句话被我们的台胞女译者翻译得过于斯文了，但可能这是唯一深刻的哲学问题了。加缪曾经说过自杀是唯一深刻的哲学问题，那只是为了耸人听闻。那句话的意思仍然是：支持人们活下去的乐趣何在？在昆德拉或加缪看来，在个人的必死性这一唯一确定前提下，“更快、更高、更强”或者“世界本体”之类的问题都毫无意义。因此加缪非常赞许伽利略在面对教庭的火刑威胁时无比轻松地放弃了自己确信的理论，因为到底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着地球转，这样的问题对于个人而言都一钱不值，还不如那堆行刑的木柴。
      幼年笑话中的主人公是这样一个傻子：在大雨中他仍然迈着学者的方步先进，当仓皇闪避者的好心地提醒他快跑时，他的回答是：“前面的雨也下得这么大。”或许这个被俗人所讥笑的傻子在某种哲学体系中也可以称为智者，但他肯定不是容易效仿那种类型。如果令人迷醉的速度使我们区别于前人的，只是今天有更多的人不明不白地死于自我迷失后的忧郁，那么，如何在宿命的阴影中活出生命的价值仍然是每个人所应关心的问题。这就是昆德拉何以要问——
“为什么他不把手掌搁放在她的膝盖上呢？”
全球化的迷茫
      随后昆德拉又喋喋不休问了一堆问题：
      “为什么缓慢的乐趣消失了呢？以前那些闲逛的人们到那里去了？那些民谣小曲中所歌咏的漂泊的英雄，那些游荡于磨坊、风车之间，酣睡在星座之下的流浪者，他们到哪里去了？”
      那些闲逛的人们？也许都去不丹了吧。我想。
      年初一群死党去了趟印度，回来却盛赞不丹是人间最后一片净土。原因其实是他们这堆旅游垃圾根本就没能进入不丹的国门。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据说不丹却在执行着神话般令人着迷的锁国政策，其中之一就是谁要是到他们国家旅游，每天要交200美元的签证费，明摆着不让人去。
      官方的宣传是这个样子的：“不丹，向来是世人所向往着迷的地方。在自然的地理环境与政府的政策保护之下，这个国家与它的人民，一直有幸保持着纯朴未遭破坏而与世隔绝的特性。它的领土与瑞士差不多大，介于地球上两个人口最为稠密的国家之间：印度和中国，人口却只有七十万。在皇室所颁布的政令里，“国民幸福总值”比“国民生产总值”还要重要。在1960年代之前，不丹并无具有面值的钱币、道路、电力、电话、学校、医院、邮局、或是外来的游客。人们享受着单纯无忧的生活，徒步或骑马于各地旅行，以物易物地买卖，无比幸福的与世界其它各地的高科技文明绝缘。不丹的佛教僧侣比军人还多，并且依照法律，森林必须随时至少保持国土百分之六十以上。在今日全世界混乱与破坏生态的大环境中，不丹是个稀世的珍宝。”
      还能说什么呢？对于发展速度的迷醉与无理性，国家更不让于个人。设身处地想一想，在一片群雄环伺之中，真正蕞尔小国如不丹，除此之外还能怎样体现它的“差别竞争力”呢？每天200美元的签证费，不过是一种经营方式。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全球化的发展速度之争的压力要大并且现实得多。在中国的70一代中，曾任职美国国务院的王蕤应该是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比较活跃一个人。在她的一本书中记录了她与热爱东方的美国友人约翰之间关于中国发展问题的讨论。
      约翰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跟美国学？为什么要造汽车，人们每天骑自行车不是对身体和环境都有益吗？中国的工业化给自己和世界都造成了极大的污染，在我看来，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是人类最好的生存状态。事实证明，现代化这一套并不比过去的那种生活来得快乐，那中国又何苦去重蹈西方的覆辙呢？”
     “为什么他不把手掌搁放在她的膝盖上呢？”——约翰的问题和昆德拉是不是很像？然而这些问题并不像它们最初看上去那样容易回答。
     现实神话中的人类全球化前景，背后的事实其实是全球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真正说起来，邓小平当年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发表的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也应该算是一种全球化概念。这一理论所揭示的现实残酷性在于，随着交通与传播手段所带来的市场的扩展，人对人的剥削和奴役正在向国与国之间转化。“三个世界”所号召的，不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是“全世界无产国联合起来”。但对于单个国家来说，你不赶紧快跑，你就不能加入“富国俱乐部”，从而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占据一个有利位置，但么你就只能可悲地处于被奴役的境地。这就像近来说得比较多的那个话题，人家的GDP来自于飞机，我们的GDP来自于裤子。
      即便我们吃着暗亏，美国近来却仍然咬着中国的贸易顺差说事。阮次山一开始振振有词地评述说：其实我们这些贸易顺差很大部分是跨国公司产生的，也就是说，钱最后还是美国公司赚了。可是后来他采访美国一个官员，人家却说：“你说得不错，是有跨国公司这回事。可跨国公司是为股东服务的，钱是那些大股东赚的，美国人民并没有得到利益。”这一下弄得老阮也说话不利索了，只好解嘲说，这些美国官员，也是抱定政治正确的方向，不管实际如何，动不动就拿“人民”说事。
      他们两人的是非放下不管。这件事至少说明，我们过去所说的要把某国的资本家和人民分开来看的说法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冲击。在全球产业结构中占据优势的国家，通过税收、福利以及最低工资等政策，使他们的“人民”也占了穷国的大便宜。正像马尔库塞曾经简单讨论过的那样，在先进的普遍应用新技术的国家，阶级差别几乎消失了。工人的女儿在受保障的有限工作时间内也只需要按按工业自动化控制仪器的按钮，而下班后她们和资本家的女儿并没有什么两样：同样的商场、同样的娱乐等等。现实中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并不是每个吃饱的人都清楚有人替自己埋单。
      还要提到不丹。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最大的活佛，通常被称为宗萨钦哲仁波切，他同时也是一位有影响的导演和国际文化学者。在第二次海湾战争期间他去美国，有人请他评论一下关于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他的意见是：“身为一个佛教徒，毫无疑问的，我也会参加其中一个反战活动。但我一直告诉我的朋友，我们真的要好好思考这件事。我们总是可以选一个替罪羊，例如布什或随便一个人，然后说这些人如同魔鬼。但我们也有份。我们开车，我们旅行。当我们旅行的时候，我们使用汽油、洗热水澡等等。因此我们很难去评断。缺乏智能的评断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最后使用了所有这些资源，你就要为结果负起责任。”顺便说一句，这也是一个关于汽车的话题。
      落后就要挨打，覆巢之下无有完卵；占据优势似乎就可以为所欲为，也是人人有份。从这个意义上讲，保证发展速度具有毋庸置疑的合理性。但旨在占据优势的高速度发展，除去摆脱被动挨打的可能，其最终目的和意义又何在呢？全球化真像有些人说得那样能够引领人类到达一个更为美好的明天吗？一个过于轻易给出的答案往往不能令人轻易信服。我私下里总是倾向于认为人们还没有想出什么像样的答案。
      还有一个笑话讲到两个朋友到非洲旅行，后面忽然追来一头狮子。其中一个人赶紧换上跑鞋，另一个人惊奇地问到：“难道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跑过狮子吗？”朋友答道：“不，我只要跑过你就行了。”
      这可能更接近于人类现实的精神状况。对于发展速度的迷醉和对于前景的迷茫，也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缓慢行进的灵魂
      一天晚上在北京的石油大院里迷了路——北京有很多这样庞大的院落——向报亭旁一位中年人问路，一声“大爷”刚要脱口而出又咽了回去，猛然想起来自己早已过了随便管人叫大爷的年龄。必须承认，在飞速流逝的时光中，我经常处于一种愣神儿的状态。比如，对于今年是2005年还是2006年、还有我今年多大这样的问题，几乎每次都要在大脑中有一个可以意识到的反应过程才能回答出来。从每日的繁忙中拔出腿来，再回想小时候“过了星期三，一天快一天”那种期盼周日的生活，我也不禁要发出昆德拉式追问生命意义的感慨。
     宗萨钦哲仁波切在最新的一部电影中尽情描绘了他心目中如诗如画的不丹风光，然而电影的情节之一，却是一位当地年轻人死活要去美国的故事。虽然最后祖国的美好深深地打动了他，但导演仍然没有为这个故事安排一个明确的结局。别人认为那里是世外桃园，世外桃园中的人却以奢华的他乡为梦土。这个世界上也许有正确答案，但肯定不是别人给出的那一个。
      这让我想起法国电影《云上的日子》，就在众所期待的苏菲·玛索激情出境之后不久的下一个情节中，巴黎咖啡馆中一个意大利女人走向临桌的美国男人，很冒昧地要求同他分享她刚刚从杂志看到的一篇离奇的报道——
      在墨西哥，科学家为了追寻瓦哈卡遗迹，雇了一队人。但在途中，这些人忽然都停下不走了。老板很生气，催促他们快走，但无人理睬。过了一段时间，这些人才从地上站起来，而他们的领队出来解释说：走得太快的话灵魂会跟不上的。
      意大利女人进而分享他的心得说：“这简直说得太好了！如果不懂得停下来休息，我们也会因为每天忙于庸碌的生活而遗忘了灵魂。”
      这简直说得太好了！但它可能仍然不是一个标准答案。意大利女人关于休息的建议最终被美国男人采纳，不过他们最后还是没能等到灵魂跟上来，这两个同处异乡的人结婚三年之后最终还是劳燕分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