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财富的发展史，现代工业是从掠夺自然资源开始的，并且以赢利为根本目的。
   比如，洛克菲勒的事业就开始于宾夕法尼亚的石油发现。那时候，石油热刚刚兴起，到处都可能发现石油喷涌而出：1894年，德克萨斯州的居民在打井的时候没有挖到地下水，却挖到了石油；1900年，卢卡斯在德克萨斯东部发现了美国第一个石油间歇泉，全世界的投机分子都冲到了德克萨斯州。有人将之称为美国乃至世界的“能源时代”的分水岭，随之而来的是全盛的工业时期。
    在那个时候，如果有谁提出要开发清洁能源，肯定被当成傻子。
    经过100多年的疯狂掠夺，到今天，“能源危机”已经成为全世界都不能避免的挑战：根据国际上通行的能源预测，石油将在40年时间内枯竭，天然气将在60年内用光，煤炭也只能用220年。
    从过去到现在，人们发现那些通过资源掠夺带来的财富，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效应，也不足以解决许多社会问题。相反，在很多时候，蔓延全球的商业反而带来或加重了不少社会问题——比如资源紧缺、环境恶化、社会两极分化、与贫穷如影随形的艾滋病等等。就像“飞去来器”一样，过去工商业发展所抛出去的社会包袱现在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
    1990年代末期人们对大公司的批评，引发了公司的“社会责任感”概念。后来，大多数人发现，“社会责任感” 在很多时候都被一些不负责任的公司用来弥补自己的不当之处——就像无法停止撒谎的情人偶尔送出的玫瑰花。
    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面临的挑战，也无助于公司面临的尴尬境地。那么，如果公司换个角度，从正面来看待社会问题又会怎样？
    “社会压力通常能够表明未被满足的社会需求或消费者偏好。如果企业能够在其竞争对手行动之前发现并满足这些需求，就能取得优势。” 麦肯锡全球总裁戴颐安在《商业的本质是什么》一文中指出。
    也就是说，在当今整个世界面临重重挑战的时候，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应当明了：利润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它只是说明公司成功地满足了社会的需求。
    这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
    第二次石油危机不但奠定了日本的小型轿车的位置，而且还使得以前看似不可能赚钱的项目出现了：在美国，由于油价的上升，绝缘材料和外层木板护窗走红了。
    同理，现在全球核心资源价格飙升未必是一件坏事，它可能引起某些行业不得不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并且从长远来看这种变化是良性的。
    宝钢公司副总经理崔健说，目前中国的钢铁公司面临着巨大的环保压力和资源瓶颈。最近经过谈判后，铁矿石价格仍然继续上涨19%。崔健认为，这一轮原材料价格上涨可能引起中国钢铁行业的新变化。比如钢铁行业的布局不尽合理、资源集中度不够的弊病会日益显现出来，因此钢铁公司可能会发生重组；另外，现在钢铁公司对技术的依存度非常高，而今后可能会逐步提高外部整合能力。这些都有利于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戴颐安认为，社会问题不仅对公司带来风险，同时也带来了创造价值的机会。“在制药行业，机会来自于日益增长的仿制药市场；在快餐店，机会来自于提供更加健康的食物；在能源行业，机会来自于满足对更清洁燃料迅速增长的需求（以及监管的压力）。”
　　　　他提出了“商业契约论”的观点，指出“大公司和社会的关系可视为一种默示的社会契约，内容包括义务、机遇和相互的利益”。的确，如果社会无法永续经营，企业又怎么能够永续经营？现在，这种“唇亡齿寒”的关系日益明显。公司的眼界必须从股东、客户、员工等有限的利益相关方开放到整个社会。那么，相应的，只有洞悉社会问题的企业家才能主导今后的商业世界。
　　　　名列财富500强之首的通用电气（GE）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继杰克·韦尔奇之后，伊梅尔特似乎已经将GE带上了另一个全新的增长点——工业与社会的和谐。不少大型能源公司也已经踏上了寻找新能源的道路。而在此过程中，小公司也有机会分得了一杯羹——这里往往是奇思妙想诞生的地方。

麦肯锡全球总裁戴颐安认为：“社会压力通常能够表明未被满足的社会需求或消费者偏好。如果企业能够在其竞争对手行动之前发现并满足这些需求，就能取得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