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过公交车，也乘坐过豪华的专用包机。睡过猪圈，也住过总统套房。其实猪圈和套房，睡着了感觉都一个样。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是吃过苦的，这代人经历的一切我几乎都经历过，所以物质方面的变化对我基本没什么影响。我坐过公交车，也乘坐过豪华的专用包机。睡过猪圈，也住过总统套房。其实猪圈和套房，睡着了感觉都一个样。没觉得苦的时候如何受不了，也没觉得富贵的时候就怎样。我第一份工作工资只有12元人民币，也没感觉不够花，记得照样能把生活打点的很有条理。
    我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了比较高的职务，当时曾是国家最年轻的处长、副司长，后来成为世界银行秘书长的时候，我仍然是最年轻的，直至成为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那时我也不过45岁，也是历史上最年轻的常务副行长。客观的说我也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年龄纪录的保持者”了。
    不过大概人们看事物的心态和角度不同，感受也就不一样。我的心态一向很平淡，认为这都没什么啊。可能是我的心态比较好，没感到什么压力。不过当时是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他这么年轻，能行吗？”我当然没争辩什么，心想好好做事情就行了。
    用成绩来证明自己是最好的办法了。大概他们看我的确是做事情的人，再后来升迁就没人说什么了。作为年轻人一定要记住，如果你的成绩第一次没被人发现，不要抱怨，只要坚持做，时间长了总有一天别人会看见的。
    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常的人，你们千万别把我夸大了。前不久有记者来采访我，谈到我的经历的时候，他总是一个劲的问我有没有“最这样最那样的事情”，并要求我一定讲述的要有高潮，要有戏剧性。我想了想，说实话，还真的没有他需要的大起大落的故事。我就问他说，难道像我这样的人就不能有平淡的人生吗？
    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这一代人的价值观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了。比如用银行卡消费，我这个年纪的人通常没有借钱后拖着不还的习惯，所以往往买完东西后，还不到还钱的日子就赶快去银行把钱补上。其实信用卡就是靠人们刷卡消费后逾期不还来赢利的，所以银行很难从我们这些人身上赚到钱。
    作为“二号人物”，要处理好与上司的关系，首先你要让他信任你。当然建立信任的最重要的环节是以诚相待；其次你要尊重他，并且能让他感受得到。再次你不能患得患失，不能有害怕丢官的念头。当时我就经常想，大不了我就不干了走人，结果反而一直干的好好的。当然遇到委屈的时候首先要想办法应对它、战胜它，其次要有耐心。
    当我决定离开世界银行后，第二天世界十大银行中就有八家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加入。我想可能看上的是我的国际性的工作经验，在国际化背景下，他们更迫切的需要这样的人才。尤其是中国的事情有特殊性，如果是用外国人来管理的话，即使他们汉语说的再好，他们往往也是只听得懂说出来的东西，听不懂没说出来的东西。我就不同了，毕竟是在中国长大的，对中国的文化比较了解。
    现在没感觉到新的工作跟以前有什么大的变化，也没遇到角色转变的问题。世界银行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机构，该经历的我都经历过了，所以到了花旗也没碰上什么很出乎意料的事情。当然世界银行的产品类型比较单一，但官僚气较重，人际关系比较复杂，而花旗的产品则丰富一些，在业务方面可能要复杂一些。
    我本身不想当官，只想做事情。过去我也算有一定的权力，世界银行拥有1万多名员工，管理着3500亿美元资本，所以我经历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阶段，但我对权力没什么概念。现在新的岗位跟过去比有一个小的区别是，管人的机会少一些了，更多的精力要放在管事上。
    我是浙江人，但我出生在上海，现在我的父母仍然住在上海。一年中我大概能有7天左右的时间逗留在国内，却几乎都是忙于公务。毕竟从十几岁就出国了，所以汉语水平一般。
章晟曼
花旗银行集团的管理委员会成员,曾任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
    1957年出生于上海。先后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和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并在哈佛大学商学院进修。
    曾任中国财政部副司长、世界银行中国执行董事、世界银行副行长兼秘书长、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他是世界银行历史上最年轻的常务副行长，也是在国际经济组织中担任最高职位的华人。
    2005年底辞去世界银行职务，出任世界最大商业银行美国花旗银行集团的管理委员会成员、全球银行业务副主席、公共部门银行业务全球主席。
    2006年出版自传《先站住，再站高》（文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