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教育起始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与美国恢复邦交。
   中美正式建交后，美国政府承诺协助中国培养管理人才——主要是企业领导和大学教师。当时不叫“MBA”，而叫做管理培训中心。1984年，第一批来自不同行业的40人接受了MBA教育。但是回到原单位之后，他们有的成了翻译，有的下车间做技工。直到后来允许自由流动之后，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才流向了深圳。
    1986年，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袁宝华率团赴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前任院长赵纯均在考察团中是一个别具意味的身影。
    这次考察归来之后，原本是“工程师摇篮”的清华大学开始加强工商管理教育。
    当时大多数人已经意识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高级工程师，更需要管理人才和企业家。我们采访的四位清华IMBA学员中，李北葵和童之磊在本科时都是清华大学汽车系的毕业生，而张涛是学计算机出身。但是最后，他们都“弃工从商”。
    在1990年代初，中国的管理教育一没有师资，二没有课程体系，三没有教材。这是真正的白手起家，必须借鉴西方经验。
    1994年MIT斯隆管理学院的Alan White院长率团来访，建议合作进行MBA培养，他们首先提出了合作的框架，项目的核心和重点就是帮助中国管理教育提升“培养能力”。
    1996年，斯隆管理学院分别与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开始合作“IMBA”项目。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陆雄文评价这个项目“志存高远”。这是中国管理教育史上的一个标杆。从此，中国的管理教育通过国际化道路实现了飞跃。
    今年正是IMBA项目十周年。“十年的合作项目，对整个中国管理教育是很大的推进，蔓延到了中国管理教育发展的过程中。”陆雄文说。
    尽管到了今天，中国MBA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遭到了空前的质疑。但是回眸IMBA这个历经十年的项目，就可以看出MBA教育在中国的必要性：它在早期填补了无数中国企业家“一穷二白”的管理头脑。
    1997年，在珠海闯荡了好几年的李北葵赶上了清华大学第一届IMBA招生。进入MBA课堂之后，李北葵才明白，原来工科的严谨逻辑并不适用于管理学，管理需要一种更加灵活机变的思维方式，具体的管理方法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1998年，张涛的创业历程并非一帆风顺。为什么办公司不如想象中那样容易？究竟有什么东西还横亘在技术和市场之间？当时，中国的很多企业家都存在类似的疑问。反思的结果，就像张涛总结的一样，他们把原因归结于缺乏相关的管理学知识背景。经营公司的眼光、拓宽融资渠道、开阔眼界，这些都是张涛需要学习的东西。
    就在同一年，大四学生童之磊在对国内几大汽车厂商进行一番调研之后，毅然决定投身管理。因为他看到，当时国内汽车工程师们无非在做一些低级的模仿工作。他需要更大的舞台来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理想。恰巧此时，第二届清华IMBA在校内招收优秀毕业生，童之磊有幸成为其中之一。那一届，整个清华一共有5个学生获得了直研攻读IMBA的机会。
    从1997年至今，已经有589人从清华IMBA项目毕业，其中也不乏国际学员。我们采访的2001届学员饶忠明就是新加坡人。新加坡本身也有高质量的商学院，但是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却派遣官员到中国来学习工商管理教育。这说明中国管理教育的国际化得到了国际认可。
    赵纯均说，IMBA项目的国际化设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师资培养，从1996—2006年，清华经管学院共派出了50多人次前往斯隆管理学院进行访学；第二，参考斯隆管理学院的IMBA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现在IMBA的核心课程已经成了中国所有MBA项目的核心课程；第三是购买一些先进的教学研究设备，包括计算机、国际期刊光盘等学术资源。
    IMBA项目搭起了中国管理教育的大框架，而现在中国管理教育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个大框架之下，进行改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