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看到媒体上关于银行诈骗、内部人携款外逃时总要想到票号。票号在其存在的近100年间，经手的银子少说也有十几亿两，但从现有资料看，基本没有发生过被诈骗、内部人携款外逃或贪污等事件。100多年前封建社会的票号经营得居然比今天的银行还好，这到底是为什么？当然，票号的成功有其特殊历史环境，它的模式在今天是无法克隆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许多成功经验，尤其是完善有效的制度建设，在今天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有过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也就必然有为之服务的金融业。中国封建社会中金融业的业态包括典当、印局、钱庄、账局和票号。典当从事抵押贷款，产生于南北朝时期。印局从事短期高利贷（称印子钱）活动，产生于明末清初。钱庄主要从事货币兑换，也从事存贷款业务，产生于明代中后期。账局从事存贷款和商业清算业务，产生于雍乾年间（第一家有记载的账局是乾隆元年，即1736年，由山西汾阳人在张家口开设的祥永发）。票号从事大宗存贷款及银钱汇兑，产生于道光初年（第一家票号是道光3年，即1823年成立的日升昌）。
晋商萌芽于先秦，兴盛于明清，终结于民国。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晋商积累了大量资本，富甲海内。同时，晋商奉行“以义制利”，其诚信和商德饮誉海内外。晋商的业务遍及海内外，在外有众多分号。资本、信誉和分号正是成功的金融业的基础，晋商在票号前的典当、印局、钱庄和账局中都是相当成功，这是票号产生于晋商的基础。
清道光、咸丰年间，当以盐业为主的徽商走向衰亡时，晋商却正走向辉煌。使晋商辉煌的是票号。票号被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英语中票号被称为“Shangsi Bank”。票号不仅创造了汇通天下的业绩，而且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至今仍有启示意义的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理论强调企业的效率来自产权明晰，而且最有效的产权形式是股份制。票号实行的正是股份制，票号的资本称为银股，分为正股与副股。正股是原始股，即初始的投资，通常由多个投资人出资。这种资本结构已经具备了现代股份制的两个特点：股权多元化和股权相对集中。在票号中代表所有者决策的是大股东，其他股东仅是参与分红。
票号实行完全的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东家作为所有者只管两件事：任命大掌柜（总经理）和主持3-4年一个账期的分红，不参与票号的经营与管理。在大掌柜选定之后，就由大掌柜选择并组成自己的管理团队。大掌柜是票号经营管理的最高领导。
票号在全权授权经营的治理结构下，没有出现过银号经理人贪污、携款私逃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这在世界企业史上也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首先在于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对员工的管理，财会制度、防伪制度，以及相应的督察制度。而用人原则与激励机制的作用也不可小视。票号的用人原则可以概括为三条：用乡不用亲，即所有人员一定是山西人（以祁太平为主），既可防止家族管理的弊端，又可用乡亲关系实现同心同德；德才兼备，尤其重视职业道德；必须有铺保，作为对员工的一种制约。票号还极其重视激励机制。最有特色的激励机制是身股制，即全员分红制，它把票号的整体利益与员工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员工为票号的利益而努力工作。
票号存在的历史不到100年，真正的辉煌也就是30多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我们也不能希望票号成为现代企业，它有其本身无法克服的时代局限性和弱点。许多使它成功的因素也成为使它走向衰亡的因素。两权分离下的全权授权经营使职业经理人得以最大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但离开了所有者的制约，也会出现今天所说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以封建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制度和文化不能适应改变了的条件，使其中人治与保守的负面作用日益显著。票号以政府业务为主，对政府的依附是它成功的条件之一，但也留下了随清王朝灭亡而衰亡的隐患。由于篇幅，我们不准备深入探讨票号衰亡的根源。如果不是苛求古人，值得注意的倒是票号给我们的启示。尤其在银行被诈骗，内部人贪污案件突出的今天，这种启示更值得注意。
在票号中尽管所有者（东家）并不参与经营管理，但并不等于不负责任。东家要用自己的财产承担无限责任，就决定了他必须关心财产的使用，这个问题当时是靠认真选大掌柜来实现的。东家对票号的关心与控制还在于产权明晰。产权一直是困惑国有银行的一个问题，由于所有者缺位，实际上缺乏真正对银行资产负责的人。
票号的治理结构远远没有达到现代企业的水平，但它适应了当时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况。票号的制度当然不是我们今天银行改革模仿的榜样，但票号制度中所体现出的责权利一致、管理严格有效以及认真实施的精神都与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结构的思路一致。具体做法无法仿效，但核心精神是应该学习的。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套有效的制度，个别银行内部人能轻易地把几个亿，甚至十几个亿的资金转移到国外吗？票号不许带家眷上任或在当地结婚，有防止卷款逃跑的目的。这种对人身的限制今天不适用了，但总不能眼看着贪官把家眷先安在国外，有条不紊地为外逃做准备吧？我们银行的哪些制度出了毛病，应该如何用制度来亡羊补牢，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个高效的职业经理人队伍是票号成功的保证。这支队伍的建设靠制度，尤其是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也依靠思想道德建设。这是票号宝贵的经验。也许票号的许多做法今天已经不适用，例如生活上的供给制，以及把关公作为精神偶像。但其基本思路是正确的：物质激励加精神激励。我们所要做的是在现代条件下如何实现这两种激励并举。我们缺乏的是票号中那一批敬业的职业经理人。但这些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制度的产物。造就这种人才的“原料”并不缺，缺的是如何把他们加工成材的制度与机制。
在票号产生的相当长时间内，政府没有任何管制，其建立不用审批、注册，也没有任何外部制度约束，甚至不纳税，直至1906年才有了第一部“银行法”，这时票号已走向衰亡了。但票号在没有外部硬性制约的情况下自觉守信，严以律己，没有引起重大挤兑、破产风潮，还促进了经济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票号这种自觉的自我约束也值得我们学习、深思。如何建立银行和整个银行业的自律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仅仅靠外部制约是不够的，银行要有自律意识。
现代银行比票号复杂得多，但票号这位“乡下祖父”的许多做法仍值得我们借鉴。
(本文作者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本文根据作者7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EMBA班毕业典礼上的主题发言整理摘编，未经本人审阅）
票号被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英语中票号被称为“Shangsi Bank”。票号不仅创造了汇通天下的业绩，而且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至今仍有启示意义的现代企业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