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赖是员工给老板起的外号。上世纪90年代，洋名在内地还没普及，这个陈姓香港人带着怪腔怪调的港式国语来到北京开了一家公司。向别人介绍自己时，他一口一个Leslie，于是，众人充满善意地叫他“老赖”。
   老赖留着一撇仁丹胡子，手中不离依云矿泉水，看上去应该是个慈眉善目的好老板。他是香港娱乐业的异类人物，满怀音乐梦想不远千里来到北京，成立了一家日后日渐庞大、最后倒掉了的厂牌“红星音乐生产社”。
    70年代，老赖中了摇滚的毒，尤其是甲壳虫乐队，那4个利物浦的工人子弟一下子点燃了他的梦想，成为当年香港“夹Band”（组乐队）风潮中的狂热分子。这个人和许多响当当的香港乐人都不无关联——他曾是Beyond乐队的经纪人；王菲赴港初期的发展和他有直接关系；在香港“夹Band”风潮中功不可没的“小岛唱片”也和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简而言之，它总能迅速闻出音乐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双重味道。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位华语乐坛屈指可数的星探。
    也许星探老赖只有做星探的命，每一位他发现的歌手，几乎都会在几年后离开他，有的甚至闹到不欢而散，而转到其他公司一定会成为天皇巨星。你可以在老赖的北京“红星”历程中发现许多这样的例证——郑钧、许巍、张亚东、田震……
    老赖身上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当年壮志未酬的摇滚青年一旦介入公司管理，开始的想法就是极端浪漫同时又是非现实的。初到北京，他把公司驻扎在西边的半山腰，员工与歌手住在一起，他则往返香港北京之间，日常事务交给了自己的弟弟。老赖的弟弟是个很好的澳洲籍香港人，人际交往方面比较木讷。谈到公司管理，尤其是与性格怪异的各色艺人沟通，基本不得要领。于是，大家经常可以听到办公室里突发口水大战，甚至有一下子升级为战事的危险。其结局往往又是不了了之，老赖的弟弟束手无策，经常打电话到香港求援。
    不同行业的公司管理有天壤之别，尤其是娱乐业。基本上，书本上的那些企业管理法则在唱片公司完全不能适用。艺人也好，公司职员也罢，他们都不可能是白领一样的三好学生。北京西部的红星生活实在是理想主义的现实映射：深更半夜，这边吉他噪音飞舞，那边愤怒嘶吼高昂，人人都在自己的电脑上打着游戏，而这样的疯狂怕是要延续到天光大亮。自然，公司职员也差不多太阳晒到屁股才走进办公室。
    坦率说，职业的特殊性使这样的自由散漫并不会成为一家唱片公司兴衰的直接原因。但是，在理想主义的旗帜飘扬下，自由有可能沦为混乱，而又不被察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靠谱”。理想主义的非理想特质让老赖在一些重大决策中，被绚丽的想象冲昏头脑，一旦严酷的市场现实摆在面前，又无法做出敏锐的调整。唱片收不到钱怪盗版；艺人生活惨淡与之发生矛盾，老赖也无法拿出合理的解决方案。老赖的愁云最终布满他的仁丹胡之上，人去楼空的最后时刻，“红星”这样的摇滚厂牌竟然与蔡国庆签下一纸合约，可想而知，老赖的方寸乱到了何种地步。
    老赖是个失败的好老板，不乏生不逢时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输在战略二字。在理想主义和残酷现实之间，他并未找到稳固的平衡。要知道，理想主义是不能当饭吃的。对公司、对个人，都是如此。
    “红星”于中国唱片工业的意义自然要由后人评说。只是，如今的红星遗址竟然再也找不到当年的一丝痕迹，不免令人伤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