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超过10.9%的报道令许多人相信中国经济已再次出现过热迹象。一时间，主张加息、人民币升值甚至加息与升值双管齐下的调控政策建议充斥媒体。形势似乎又回到了2003年。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均衡化校正

   与2003年全年27.75%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相比，上半年超过30％的增幅看上去的确令人感到忧虑。不过，从均衡增长的角度看，过去10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平均水平仍处在较为合理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今年以来出现的投资增长速度加快，是“十五”时期弥补“九五”时期投资增长欠账的延续。受1993年高强度货币紧缩政策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九五”时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八五”时期的平均36.9%迅速下降到11.25%，其中1999年仅为5.1%。然而，“九五”时期的GDP增长率平均为8.6%。于是便形成了十分明显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欠账。
    实际上，九十年代初期形成的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同样有着以前年度增长欠账的背景。这主要表现在1989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7.2%，1990年增长率仅为2.4%。
    在告别计划经济体制之后，有关经济增长的比例关系受到严重漠视。实际上，经济的按比例发展并不存在体制上的区别。当局部经济活动持续落伍于整体经济增长时，必然在随后的时期通过快速增长实现均衡化校正。
    必须承认，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欠账问题直到2002年才结束不断加剧的局面，这一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恢复到16.9%。如果认为这是一个均衡的水平，那么，此前7年当中累计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欠账高达35.5个百分点。这似乎需要通过4年以上甚至更长的时间加以校正。

基础设施投资欠账

    国际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为消除国内基础设施薄弱对经济增长的瓶颈性约束，必须保持较高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世界银行以往的研究报告曾认为，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公共投资应达到当年GDP的5％。
    然而，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国内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比重仅为2.12%，随后两年虽有所上升，但依然维持在2.45%和3.05%的较低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尽管2003年此项指标进一步升至3.82%，但最近两年重现逐年下降的走势，2004年和2005年分别为3.48%和3.07%。
    作为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有必要保持快速增长的理由，国内人口结构城市化进程很值得重视。过去10年，中国人口结构的城市化比例由1995年末的29.04%快速提升到2005年末的42.99%。如果考虑到城市人口统计数字当中的严重漏报情况，目前这一比例恐怕至少在50％以上。即使按前后一致的统计口径估算，未来15年，中国人口结构的城市化比例也将提升到60％以上，到2025年则有望突破70％。即便如此，中国人口结构的城市化比例仍低于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是对中国经济出现所谓“拉美化”的预期，而是工业化本身的合理演变结果。在主要拉美国家，城市人口比例早在10年前就达到或接近达到80％的水平，比大多数发达国家还要高。对比之下，应当说中国人口结构的城市化进程是适度的。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不足是现阶段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难以控制的关键所在。糟糕的是，如果10年前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成本恐怕只有目前的一半。应当说，这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均衡化校正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出口增长过快酝酿长期风险
 

   相比之下，发生在贸易领域的出口增长过快更值得忧虑。这不仅不断加大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贸易依存度，更重要的是不断加剧国内金融领域的流动性过剩状况，在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特别是外汇储备持续激增的同时，由外汇占款释放的货币供给不断冲击信贷调控底线。显然，如果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主要是由贷款增长推动的话，那么，导致经济出现过热的主要原因应当不是投资增长过快，而是出口增长过快。
    考虑到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依然强劲，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头号问题应当不是油价上涨，而是贸易不平衡。必须承认，中国出口增长过快在世界贸易不平衡的格局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出口增长的短期利益显而易见，但从长计议，少数国家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迟早会引发世界货币体系出现重大调整。可以预见的调整结果是，高顺差、高外汇储备国货币大幅升值，同时出现严重的国内通货膨胀。回顾历史，中国早在十七世纪之前就是“世界工厂”和高顺差、高储备国家。金银大量流入令中国当时的货币严重供过于求，随后引发全球性的“十七世纪危机”。

加息效果未必理想

    二季度国内经济数据的确显示出加息的必要性，但也存在暂不加息的理由。依据央行快报提供的数据，尽管中小银行贷款增速过快的势头没有改变，但6月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新增贷款仅为600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当月新增贷款合计的比例为出乎预料的16.7%，显示4月末提高贷款利率和行政调控措施仍在发挥效力。应当说，在外汇储备按年增幅高达32.77%的同时，6月末M1按年增速由上月14％下降至13.9%，M2按年增幅由上月19.1%下降至18.6％，人民币贷款增幅控制在15.2%的水平，表明上半年金融调控的成果颇为显著。考虑到从7月初开始上调的存款准备金率对货币供给可产生新的紧缩作用，特别是对流动性较差的中小银行贷款增长的抑制作用将比大型银行更为明显，因此，央行对是否加息犹豫不决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通常意义上，加息的作用主要是抑制投资和约束消费，对减少出口的作用则十分有限。但目前真正决定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因素却主要来自出口。历史数据表明，虽然国际市场油价上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内物价上涨，但对中国经济更主要的影响是出口增长加速。考虑到加息无助于出口减速，因此，总体上看加息的效果将不会令人满意。
    如果说加息和升值哪一个对中国经济更为有利，答案无疑是后者。这不仅是由于升值在抑制中国经济阶段性过热方面的作用可更加到位，在出口增速放缓以后同样可以减少货币流动性，更重要的是，有管理的持续升值有利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逐步缓解对出口的过度依赖，降低经济增长的长期风险。
    （本文作者为《经济观察报》经济观察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