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是挥之不去的理想”

    每天早上8点，28岁的陆晨就背上公文包，踏上停靠在小区门口的班车，前往几十公里外、靠近沪青平高速公路的海关安检处上班。8小时之内的他是一个公务员，每天的工作是检查过关的国际邮件。8小时之外，他是上海最知名的乐队——“顶楼的马戏团”的主唱。这支具有上海“最低级的小市民趣味”的乐队涉猎广泛，从民谣、电音、朋克和嘻哈音乐，他们 “无所不及”。

    大学毕业时，陆晨放弃读了四年的广告学专业，报考国家公务员。“我不希望我要从事的工作太忙。很多从事广告行业的工作人员早出晚归，加班成为家常便饭。他们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放到了这份工作上。而我还想在工作之外，做做其他事情。”陆晨想要一份朝九晚五的简单工作，这样，被节省下来的脑容量可以被他用在其他地方。他从大学里开始参加乐队，做音乐。那时候，陆晨和梅二组了一只乐队，叫SEVEN，在学校里也算小有名气。毕业之后，有的乐队成员退出，乐队也随之解散。几个月后，当上了公务员的陆晨又“纠集”了一帮“乌合之众”，组成乐队“胡桃夹子”。一年后，乐队出了一张大受好评的专辑《地狱里的又一季》。这张专辑也是为吉他手吴建京赴美深造而制作的送行礼物，更是为乐队画上圆满句号的纪念品。

    这时候的陆晨遭遇了第二次乐队解散的痛苦，他的处境变得很尴尬。一方面，他的音乐已经在圈子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不坚持下去只能功亏一篑；而另一方面，何时能寻找合适的同伴并再次磨合共组“胡桃夹子”，还是个未知数。“当时挺为难的。但我还是不愿意放弃音乐，完全回到三点一线的上班生活中，那样生活就会变得很无趣。”陆晨说“胡桃夹子”解散后，自己有一阵子没有参加乐队排练和演出，“每天下午四点多就换下制服，开始等着下班。五点多回到家后，放下公文包便去离自己家不远的父母家用晚餐。晚餐后回家，看看电影或读读书。没有做音乐之后，生活异常平静，日子突然干瘪了。”于是，几个月后，当耐不住寂寞的陆晨突然接到老朋友梅二再组乐队的电话邀请之后，他乐不可支地答应了。

    在“顶楼的马戏团”站稳脚跟之后，另一支乐队也开始在上海逐渐由地下浮出水面。这支更加年轻的乐队有一个颇具文学性的名字——“十四行诗”。它来自于主创人员孙晔在大学里的瞬间灵感。吉他手孙晔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则是在上海市的一所重点中学当英语老师。高收入对应着高强度劳动——这份让其他人羡慕的好工作，却让孙晔苦不堪言。“关键是工作时间太长。日复一日的紧张加班，让我几乎没有时间碰吉他，更别说搞创作了。”虽然遭致全家人的反对，孙晔还是辞掉了这份工作，找了更轻松的活儿来干。现在的孙晔，8小时之外有更多的时间耗在音乐上。对于这样的选择，他说：“音乐，是不可能放弃的。虽然我们不能以音乐为职业，但职业之外，音乐是最重要的生活内容和理想。”

“工作是艘航空母舰”

   与北京的大多数专职乐队不同，上海的许多原创型乐队仍然属于“业余选手”。虽然，他们在舞台上的知名度和认可度不分伯仲，但非专职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像专职乐队一样时刻准备着登台亮相。许多时候，他们有选择地参加演出和音乐节，这样，与观众见面的机会无形中就减少了很多。“没办法，乐队成员们都有自己的工作。”陆晨的好朋友兼搭挡梅二，是“顶楼的马戏团”里的另一个灵魂人物。白天，他是电视台里的一名普通后期剪辑师；晚上，他常常到陆晨家商量乐队排练和出专辑的事；而到了排练的时候，他的投入和认真也总是让其他同伴称赞。

   “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自己的工作，来全职搞音乐。”梅二和所有上海年轻人一样，关心腹中饥饱，在意吃穿住行，“上海的消费水平这么高，仅靠搞音乐，是无法养活自己的。就算我们在音乐圈子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我们的音乐仍然非常小众，不可能有很大的市场。如果仅仅靠演出，我们很难养活自己。”大都市的生活，让许多人缺乏安全感。如果没有一项稳定的收入，危机感就会随之而至。“公务员的工作让我很有安全感。收入不高，却能保障生活所需。如果没有这份工作，我很难安心做音乐。”陆晨和梅二的想法大相径庭。

    在音乐上，比“顶楼的马戏团”更加努力的，是年轻的乐队“十四行诗”。它们每周排练两次，每月在新天地的ARK酒吧演出一两次。这样的排练和演出负担让他们十分辛苦，即使如此，他们也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工作。乐队主唱朱百喜，人称朱8。舞台下的朱百喜是一名服装设计师。工作忙时，加班也是常有的事情。“虽然全心全意地热爱音乐，但辞掉正职，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朱百喜的父母身体不好，早年办理退休后，几乎全家的生活担子就全落在了儿子身上。朱百喜说：“我不是流行歌手，不能指望出唱片挣钱。但生活的压力，经济上的负担却是不得不面对的事。”

    高指数的生活费，是上海乐手们无法选择专职音乐道路的主要原因。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乐手们来自社会底层的真实生活感悟又成为乐队源源不断的灵感源泉。这样的草根性和市民化特质，形成了上海乐队的独特风格。“顶楼的马戏团”在演出中以自己的方式调侃、嘲讽“有上海风味的小市民心态”，表现都市生活中上班男女难堪的寂寞孤独。而这些都是来自乐手们生活中的点滴体会。“8小时之内，我感受一个小市民的正常生活，和他们一起谈新上映的搞笑电影，聊明星八卦，无聊至极时搓两把麻将打发时间。谈资往往成为我的创作灵感和素材来源。”陆晨说，公务员有可能成为他一辈子的职业，“对于我来说，离开工作单位，就预示着和社会脱节。一个与社会脱节的歌手，能做出好的音乐吗？”梅二比陆晨幸运得多，因为同事们都是电视工作者，对陆晨的音乐爱好大多持理解和支持态度。他们帮梅二搜集有关于“顶楼的马戏团”的报道，还常常去演出现场捧场。这样的支持，让梅二对待音乐的态度更加放松，如鱼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