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音乐就是歌唱我们平庸而世俗的生活。”对于这些一直在寻求人生入口和出口的民谣歌手来说，生活，是不可避免的话题。
一位歌手、盗贼、浪人、乞丐
告诉我从哪儿能偷得天才
这喧嚣的荒漠，你漂泊、寻觅、徘徊
从人们心中乞求关爱
Don't think twice, It's all right
——杭天《致敬1，给卷发歌手鲍勃·迪伦》
歌手：摩登天空与“十三月”
在文章的最前面，我唱起了杭天的老歌。四年前，他在美国通过网络把一首歌曲的原始文件一分为三，传给了位于北京西三环花园桥旁一个地下室里的唱片公司，接受文件的人正是杭天的老朋友黑刀，当时他正在策划一张名为《花园村》的民谣音乐合辑。正是杭天的这首反战的英文歌让黑刀决定在这时重新振作那些被人们遗忘了很久的民谣音乐。
黑刀本人以前就是一位民谣歌手，他在为音乐人陈哲的 CZ工作室做企划执行时就发表过一些作品，后来忙碌的工作让他暂时放下了吉他。他说：“北京有很多优秀的民谣歌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没有想过出版唱片做职业歌手，而是在酒吧卖唱，我想我们应该把他们的音乐收集在一起。”
就这样，在黑刀的建议下，他当时的老板，摩登天空的负责人沈黎晖出版了一系列民谣歌手的唱片，其中有两张现场录音专辑，它们是小河的《飞得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和万晓利的《走过来，走过去》。在这两张唱片中，我们听到的更多是音乐之外的气氛，比如当时在河酒吧录音时台下的掌声。在作家尹丽川撰写的介绍中，她把万晓利比作了古代的侠客。这是北京民谣场景的开场，很多文化报道都把这些人的歌曲称为中国的都市新民谣。但好景不长，随着酒吧的拆散和人与事的离去，来自摩登天空的民谣歌手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此后，虽然出版了盲人歌手周云蓬的唱片，但公众已经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强大的娱乐超女上了。
直到2006年的初夏，由一位成功于网络的商人开办的民谣音乐厂牌——“十三月”成立，尽管他们还没出版唱片，也未曾做出什么大事，但人们知道，聪明的老板卢中强和他签约的万晓利、龙隆、苏阳乐队会把民谣音乐推向他们在中国的发展顶峰。他们能够选择的惟一的出路，就是以歌手这个身份来面对中国的老百姓，因为在这里，大众获知民谣音乐魅力的方式仅仅如此。
盗贼：杭天
在一个自私的心中，杭天这个歌手有着无法超越的个人魅力，他的音乐可能距鲍勃·迪伦的《像一块滚石》还有一段差距，但是他明白民谣音乐的作用是“金刚菠萝蜜，去病养生经”。在这首同名歌曲的词作中，他藏头每一句唱词说出了历史的遗憾：“嗟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从上到下反思少矣，叹林昭张志新坚持真理惨遭杀害重视够乎。”
对于中国民谣音乐界来说，形式总是大于内容的，这也难怪，在大约20年前，当那些乐手面对一把把廉价的星辰吉他，和一本本手抄的吉他歌谱时，他们可信赖的老师只有那些听得清音乐而看不懂歌词的国外拼盘磁带。杭天的音乐之路就是这样开始的，他出生于鲁南的农村，成长在冀东的工业小镇，然后考上了北京的某经济类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专业，开始在酒吧弹唱的生涯。如此没有个性的成长经历基本可以被用作范本了，几乎全世界的民谣歌手都有着这样的生活。而在杭天看来，他所歌唱的生命之美来自一种最真诚的冲动，哪怕现在他的生活“看起来很美”，他也会为别人而忧。
在1999年的首张专辑《我的心是油炸的蚕豆》中，杭天歌唱了家乡的爸爸、农村的生活、被嘲弄的自己和迷人的姑娘。而在一曲《我希望》中，他把世间所有的不如意都讲了出来，这种情怀已经杀死了音乐所能表达的一切。现在，杭天已经不再演出和写新歌了，他和美国老婆经常在芝加哥和北京两地间往返，偶尔在MSN露个面。
鲍勃·迪伦曾经把这种美满的歌手生活比作为“盗贼和假面”，杭天则把民谣音乐戏称为“唐朝的诗人骚客在今世的作弄”。因为在他们看来，民谣音乐在任何一个年代的出现，就像革命者在酒馆里的一次举杯，它来得轻巧却充满力量。
浪人：胡德夫与台湾“心民谣”
在刚刚过去的由“十三月”主办的台湾歌手胡德夫演唱会上，这位老人在表演的最后时分流下了激动的热泪，对于他来说，这次来到广州和北京能见到这么多新老朋友是最令他感慨的事。这是卑南族人胡德夫第二次来北京，上一次是七年前，崔健刚刚发表《无能的力量》时，他在三里屯南街的芥末坊有过短暂的表演。而现在，一场激动的演出背后却藏满了台湾民谣音乐的传奇。
就像一本书一样，对于民谣音乐在台湾的发展，封面上总少不了那几个重要的名字。在大约30年前，音乐家杨弦和胡德夫在台北举行了一场名为“中国现代民歌之夜”的演唱会，自此拉开了台湾新民歌运动的序幕。这次运动和一些历史问题有着莫大的渊源，当时的台湾萌发着各种激进的思想，尤其是对于那些原住民大学生来说，他们更是台湾民主进程中最重要的力量。在那时的台湾社会中，原住民的利益总是最不受保障的，在阿美族老先生郭英男的歌中，他唱到：“在自己的土地上，感觉像是陌生人。”正是在这时，胡德夫和他的那些挚友们开始在民众间宣传：“台湾人不要再一味的唱西洋音乐了，我们有属于自己的民谣。”于是后来出现了李双泽（歌曲《美丽岛》和《少年中国》的作者）摔可乐瓶的保护台湾文化的事件，而著名的“唱自己的歌”运动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这次和胡德夫一起来到内地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卑南族歌手，这就是戴着眼镜、害羞的陈永龙。陈永龙谈到胡德夫的音乐时说：“胡老师这么多年来像浪人一样在台湾的各个地方歌唱，他像一个布道者把，属于他的圣经唱给每一个台湾原住民听。”胡德夫通过无数次重复的演唱只想表达一个想法，那就是在他心中最美丽的台湾民谣。他说：“在汉族人的眼中，原住民是没有文化的，其实我们的文化是属于大自然，属于森林、海洋的。在卑南族的诗歌中，如果有人来描述山羊，都是说‘在最险峻的地方蹬蹄子的老兄’，我们不会对这些在大自然中生存的动物直呼其名。”
现在，胡德夫所属的音乐公司是致力于推广和保护台湾民谣音乐的“野火乐集”，在这里汇集着很多像陈永龙一样年轻的民谣歌手。这些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青年，歌唱的是找工作的烦恼（姜圣民《巴奈十九》）和大城市里的动荡生活（陈永龙《大武山美丽的妈妈》）。在胡德夫出生的台东部落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自己的土地不耕，是没有人会帮你耕的”。虽然现在绝大多数原住民已经住到了城市里，但这样的格言依旧是他们信守的。胡德夫曾经写过歌曲《最最遥远的路》来鼓励那些大都会里打拼的原住民孩子，这首歌曲的歌词来自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作，而在胡德夫看来，台湾民谣的路途依旧遥远。
乞丐：“河酒吧”
最后，让我们再次把目光放回到北京，那是四年前三里屯南街的“河酒吧”。当时的北京已经形成了很好的民谣音乐气氛，很多歌手会在像河酒吧这样的地方演唱，而乐器往往就是一把吉它。这样的人有很多，比如很早就开始探索民谣音乐之外的语言逻辑的胡吗个、最本真地追寻民谣音乐的尹吾等人。于是“河酒吧”便成了我们观察中国民谣群落最好的地方。除了当时酒吧的经营者——野孩子乐队之外，受他们扶植的歌手还有王娟、杨一、赵已然、IZ乐队、布衣乐队、美好药店乐队、废墟乐队和木推瓜乐队等。
当时每个周末在“河酒吧”的演出都是别人不能想像的精彩，那种高朋满座、人们只能围在玻璃外侧听音乐的感觉是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的。“木马”乐队的一次不插电演出就曾经造成了酒吧街的人群堵塞，当门外卖羊肉串的小贩试图挤进酒吧的时候，里面则传来了大于乐队演出的合唱声。很多人都把这个时候北京的民谣现场演出称为一种“聚会”，但是当聚会的组织者离开的时候，人们再也不能坚持下去了。
2003年8月14日，随着“河酒吧”的关张，人们也开始分别走往了不同的方向。2004年10月30日，“河酒吧”的负责人、 “野孩子”乐队成员之一的小索因胃癌去世，他的葬礼上播放着乐队之前的演出录音，人们只记得一句歌词，“一切都会永远消失，一切生命都会永远”。
一度以在美术馆卖唱为生的杨一，游走于中国的大江南北，并改编了一些陕北民谣和江西小调。他演唱的《画扇面》、《立场记》和《掐蒜薹》曾经遭到过非议，人们知道，杨一的初衷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关注他和这些古老的音乐。
在美国导演马丁·史高西斯为鲍勃·迪伦拍摄的纪录片《没有方向的家》中，这位年愈六旬的民谣歌手在最后的镜头里讲出毕生感悟：“民谣音乐就是歌唱我们平庸而世俗的生活。”对于这些一直在寻求人生入口和出口的民谣歌手来说，生活，是不可避免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