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怎么成了媒体？
      英国《星期日邮报》于2006年6月发表了一篇报道，曝光IPOD在中国深圳代工厂富士康工人恶劣的生存及工作环境。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王佑在6月15日报道了篇名为“富士康女工站12小时工作？”的文章；7月3日，富士康以侵害名誉权为由，起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并索赔3000万。后来以第一财经日报与富士康发表联合声明，握手言欢，相互致歉而告终。媒体从那以后不再有富士康的报道，好像一切都随一起莫须有的起诉而烟消云散。
       相关政府部门对工人超时工作问题一直没有出面表态，反而对一起莫须有的诉讼，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查封了“揭黑记者”的资产。这是个喧宾夺主的花絮，我们的媒体都去跟踪，而真正的的事主工人，却淡出了媒体的视野！
让人心痛的是，那些刚刚起步的作坊工厂，或许处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往往要多榨取一点剩余价值，而富士康已经是世界级的500强企业了，还置员工的福利于不顾，我们的人民还有机会提高福利层次吗？

贴牌生产的尴尬
      义愤是没用的。很多人都清楚，富士康的业态有使它不得不如此的理由。
      当今全球化已经深入到了这个程度，就是所有企业的供应链都要在全球内整合资源。在这个背景下，要么主动的参与高擎品牌去组合资源，要么原地等着被动的参与全球化。贴牌生产使得中国代工（OEM）公司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一如毒瘾来了，吸食大麻爽快一时，却形成了很强的依赖而挣脱不开的锁链。OEM也能固定为一种惯性。根据订单下线，一切成为习惯，有钞票进帐，也就不思进取了。行为一旦成了一种习惯，就有着自我强化的趋势。本来老板应该去跟市场博弈，去跟大的竞争对手博弈，从公司多创造的价值中获得好处。而我们代工生产的老板却把利润的增减砝码全都压在了员工报酬的增减上。在中国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度的迎合资本尤其是外资，在廉价馈赠各种自然资源之余，也最大限度地压制劳工的各种自发和合理的诉求，以便人为地维持某种价格竞争优势。
      事实上，中国劳动力价格也因此一直被压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底线水平上。
      没有哪一个企业家不知道劳工价格低是一个竞争优势，可是，那些世界级的企业家却从来不依赖这个所谓的比较优势。中国并购公会最近主持了一项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另一个中国》，报告对比分析了中日经济高速增长30年间的巨大差异，发人深省。在1950年到1980年的30年间，伴随经济高速增长，日本工资成长的速度比美国快70%，到80年代的时候已经达到了跟美国同样薪酬的水平。而我国从1978年到2005年28年中工资增长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我们现在才只达到美、日工资的4%！

“廉价劳工+低技术”，不是未来
      中国单个工人劳动成本这么低，到底跟美国、跟日本的劳动成本有什么样的竞争优势呢？
      报告的研究成果出人意料。创造同样的增加值，美国劳动力总成本只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则相当于中国的1.2倍。所以，日本佳能公司现在把他的生产制造基地从中国搬回日本去，索尼的制造大本营一直就安居日本。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工人工资太低，只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水平上，没有余力和时间提高质素，结果使得劳动生产率呈反向运动！
      廉价劳工+低技术=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没有高素质的员工，没有一大批精专的技术工人，一个国家想成为世界制造基地或者世界工厂，只能是黄粱一梦。
      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制造业的核心所在。据经济学家仲大军的研究表明，英美资本主义西方国家发展的时候，当他们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中期工业化的时期，他们那些国家劳动工资收入从来都是大于资本收入。美国在1860年代是劳动矛盾最严酷的时代，可是他们的劳动工资仍然大于他的工资收入，就是当这个企业产生这些利润，利润大部分被劳动者拿走了，资本家留下的还是少数的。但是我们的企业主，没有去高端市场上竞争的雄心，却把全部心思用于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上！
      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这几年，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2005年初，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的超低水平。艰难的生活环境，微薄的收入，你要他怎么去扩大再生产！
      善良的中国人有理由问，一国经济发展目的到底是不是增进人民的福利？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亨利·福特。他在100年前就鲜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不能提高人民福利层次的工业体制是失败的，如此失败的工业体制对社会又会有何利益呢？”

中国的亨利·福特你在哪里？！
      亨利·福特是一位平民出身的资本家。他享誉世界的是三件事：1908年，生产出世界上第一辆T型车，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1913年，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条流水线，成为20世纪大规模生产的基础；1914年，首次向工人支付每天 8小时5美元的工资，改变了美国工人的工作方式，推动培养了美国的中产阶级。前两件事人们耳熟能详，而第三件事常常被现时代人们所遗忘。
      1914年 1月 5日，福特汽车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郑重宣布：“本公司将实现5美元工作日！任何合格的福特汽车厂的工人不论年龄，不分工种，都能领到他自己的一份。”同时，公司废除了每天工作 9小时制度，而代之以每天 8小时三班倒制度。员工日薪高达 5美元，这在当时是整个行业平均水平的两倍。许多工厂主甚至福特汽车的股东批评亨利·福特，说他是为了赚钱在宣传自己，扰乱了市场秩序，破坏了商业的天条：少发工资才能多给资本和国家带来利润。而亨利·福特不为所动。他认为这种“天条”或积习是应该改变的，企业的发展只有立基于增进工人福利，才能够创造未来，低工资高工作量的企业注定是短命的。
      当有人问福特：一个清洁工如何可以拿到那么高的工资？福特的回答是“ 较高收入可以鼓励他们积极主动地去收集地板上的小工具和小零件，这样清洁工每天可以为我们所节省的远超过 5美元。员工对工作投入的热情，绝对不可能通过强迫或压榨得到，而必须通过高于社会平均收入的切实好处，唤醒他们的合伙人意识。”
      亨利·福特认为，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靠工资过活，一个国家的兴盛与这个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有密切关系。作为领导者的雇主，应该具备的野心和自尊心是，付给工人的报酬 应该比其他同行业的雇主还要多。如此就会培养起工人的归属感，他们会把自己当作工厂的一部分，他们自己和公司发展都靠他们努力工作。这样，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就会自然而然形成。确实，伙伴关系的分配，是福特工资制的真相。
      亨利·福特100年前的这一问，依然让我们今天中国企业主无地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