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最为刚性和严格的公司产权变革往往是在一种充满了偶然、变通和侥幸的氛围中寸寸前行

某种意义上，在产权处置上所表现出来的腾挪功夫，往往体现出一个中国企业家的最大智慧

一
   中国公司的变革如果按主题来界分的话，可以从1998年一刀切为二，此前的主题是经营机制的转变，此后则是产权的重组与清晰化，有区别的是，前者的政策设计是非常清晰的，而后者的改革则始终混沌不清。
    在改革之初，所有的企业都是从一片公有制的土壤上长出来的，创业者均无财产，而在很长的时期内，政策的规定也非常不利于私人公司的创建，一直到1990年前后，北京市尚不允许私人注册成立高科技公司，上海市不允许私人商家进入南京路，全国银行拒绝对私人公司开展贷款，各种工业原材料则实行双轨制。这使得很多公司在创业初期都选择国营或者集体性质，当企业日渐壮大之后，产权的清晰便成了一个十分棘手而复杂的事情，便是在这个关口上，往往功败垂成，英雄与盗寇一体两面。在某种意义上，在产权处置上所表现出来的腾挪功夫，往往体现出一个中国企业家的最大智慧。
    联想柳传志的故事很有意思。联想公司由中科院计算所出资20万元创办，是纯血的国营企业，创办时，联想员工可以在计算所内继续享有在专业技术职务和工资方面晋级的权利，公司可以无偿使用计算所的研究成果，甚至可以使用所内的办公室、电话及所有资源。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公司从银行贷款，全部以中科院计算所为“合同的申请借款单位”，又以中科院开发局为“担保单位”，甚至它赖以崛起的联想汉卡也是倪光南在中科院任职时的发明。
    自1984年创业后不久，柳传志就一直在为联想的股份清晰做努力，它有时候在暗流中潜行，有时候则浮出水面，柳是一个极其富有谋略的人，他深知在当前的国情下，股份到人是一块“熔化中的黄金”，既诱人又毁人，他不甘心无所作为，但又决不铤而走险，1992年，他申请将公司脱离计算所的管辖，而直接纳入中国科学院的名下。1994年2月，联想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柳传志乘机提出了一个“股份制改造的方案”，按此方案的设想，联想资产的55％归国家所有，45％归于员工。对于这个方案，中国科学院没有异议，但是却立即被财政部和国有资产管理局打回，毕竟在当时，如此大胆的股权清晰尚无先例，谁也不敢担当“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
    柳传志当即退而求其次，他提出了红利分配的方案：65％归中科院，35％归员工。在这一部分，中科院有完全的决定权，院长周光召对联想情有独钟，很快同意了这个方案。柳进而又将35％的分红权进行了明确的分割：1984年的开创者占35％，1986年之前加入公司的占25％，1986年之后的占40％。
    在当时，全球计算机市场陷入低迷，联想身陷重围，未来混沌而黯淡，这些数字都是“纸上财富”，并无现成利益，因此，从中科院的领导到企业的员工，都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2000年，正是在这个方案基础上，35％的分红权又在柳传志的努力下变成了股权，联想的资产清晰终于百折千回，水到渠成。2004年，柳传志说，“今天看来，我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而又聪明的事。因为当时大家分的是一张空饼，谁也不会计较，如果在今天，已经形成了一张很大的饼，再来讨论方案就会困难一百倍了。”言辞之中，分明是百般的侥幸。
    柳传志的侥幸取决于三点：一，当时联想的公司规模不大；二，公司业务陷入困境，非经营层努力不得其解；三，宏观政策环境鼓励产权创新，又凑巧碰到一个开明东家。
    以上三点在客观上促成了联想的产权变革，但是它们中的任何一条都无法构成制度创新的前提，如果形象比喻的话，这倒很像一场没有底线的、讨价还价的游戏。大凡不是在中国商业界深潜过的经济界人士，很难想象最为刚性和严格的公司产权变革会是在这样一种充满了偶然、变通和侥幸的氛围中寸寸前行的。

二
    产权变革上，珠江三角洲企业的命运很让人唏嘘不已。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先之地，广东一带的地方政府一向来对企业的扶植不遗余力，这也最终形成了“广东粮”和“珠江水”风靡全国的繁荣局面。90年代中期，我去顺德采访，曾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当时已是全国最大冰箱企业的容声公司要扩建厂区，但是容桂镇上已无地可征，镇领导摊开地图，仔细盘算，最后决定炸掉镇内的一座小山，将之夷为平地，让容声建车间。当时同行的记者们都对此感慨不已，称，“若其他地方政府都这样替企业着想，哪有经济发展不起来的道理？”后来便有记者用《可怕的顺德人》为标题进行报道。
    由于地方政府的开明与倾力支持，当时的顺德的确非常“可怕”，全国家电产量的三分之一在广东，而顺德就占去了半壁江山，它是全国最大的冰箱、空调、热水器和消毒碗柜的生产基地，还是全球最大的电风扇、微波炉和电饭煲的制造中心，容声、美的、万家乐和格兰仕并称中国家电四朵金花，有一年评选全国十大乡镇企业，顺德竟赫然占去五席。
    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成就了顺德企业群，而与此相关联的则是，政府也在企业的经营决策中扮演了十分重要而强势的角色。因此，当90年代后期，当企业家们提出产权清晰化的时候，视企业为己出的政府便表现得非常的不平衡。再以容声为例，企业日渐壮大，以潘宁为首的经营团队则无任何股权，潘宁多次或明或暗地提出，希望镇政府能够在这方面给予考虑，可是得到的答复都含糊其词。另一个让他头痛的事情是，容声冰箱畅销国内后，由于这个品牌的所有权归镇政府所有，一些镇属企业便也乘机用这个牌子生产其他的小家电，严重地干扰和影响了珠江冰箱厂的声誉。于是在1994年，潘宁决定另辟蹊泾，他将企业变身为科龙集团，宣布新创科龙品牌，进军空调行业。在他的谋划中，科龙品牌归企业所有，由此可逐渐摆脱政府的强控。他的这种“独立倾向”当然引起镇政府的注意。接下来的故事便天下皆知，潘宁在60岁到来之际“准时退休”，主管工业的镇长徐铁峰亲自入主科龙，在数年经营不善之后，政府又将企业低价出售给顾雏军，后者则将之变成了资本经营的玩具。
    到2006年前后，顺德家电集群已不复当年景象，除了美的集团完成了产权的清晰化改造并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家电制造商之外，其余企业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落，其中，产权改造的滞后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三
    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国企业频频出轨，各类丑闻事件时有耳闻，其中很多都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在产权博弈上协商不力，最终导致的悲剧。在未来几年内，人们在产权变革上仍然将无比的焦虑。
    在我接触的企业家中，在产权设计上表现得最有智慧的有两位。
    一是乐百氏的创办人何伯权。1988年，何伯权自筹资金创办企业，当年就实现了盈利，第二年春天，他将40％的股权赠送给了小榄镇政府，其余股权则全部清晰到人，日后，乐百氏在土地、用工、公用配套以及税收等方面，受到政府全力的倾斜和保护，而另一方面，创业者的权益也得到了清晰的保证。2001年，何伯权将手中股权全数售于法国达能，顺利抽身。
    二是用友软件的王文京。1988年12月，24岁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司副科长王文京到中关村所在的北京海淀区工商局，他是来领公司执照的。在企业登记处，办事员热情地问他，“你想注册成国有性质的还是集体性质的？”王文京说，“我想办自己的企业。”办事员说，“那你走错门了。”在当时要注册高新技术企业，除了国有和集体，没有别的选择，有不少人为了图便利，便顺便挂靠一些国营或集体企业，日后引发的很多产权纠纷便因此而生。被拒绝的王文京不甘心，他转身走进了旁边的个体科。两个小时后，他领到了一本个体工商户的执照。2001年，已经是国内最大财务软件企业的用友被核准上市，因间接持有总股本55.2%，王文京名下的资产一度高达50亿元。他没有跟很多同一代企业家那样受到产权归属的困扰，其原因便在于12年前的那次企业登记，他去领了一本“身份低贱”的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