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坚：
大家好，我是《经济观察报》总编刘坚，欢迎大家光临这次活动。今天外面比较冷，但是我进来以后实在是让我大吃一惊，这么多人，我现在感觉很热，当然我绝不相信这是由于北大的暖气特别好。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来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刘峥嵘先生，他是朗盛集团全球人力资源总监。另外一位就是我们光华学院的王辉老师。我想今天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同学来到这里，可能跟我们的主题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今天刘峥嵘先生一会儿他会讲到企业、人和竞争力这样的一个主题。尤其在现在的高校毕业生存在一些就业问题的情况下，我想由他这么一个人来跟我们的同学交流关于人的问题，关于我们年轻的学子怎么来修炼个人，然后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发展途径这样一个话题，我想这个的确会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刘峥嵘先生非常年轻，刚才在这之前我们有一个短暂的交流，他是68年出生的，我想可能比我们在座的应该说不会大多少，那么这么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是怎么通过他自己的个人的努力做到一个跨国公司的全球人力资源总监。我想中国在很多领域，制造领域、技术领域我们已经有很多很优秀的人才走到了非常尖端的，非常前端这样的位置。但是一个华人在一个跨国公司里面要去管理那么多的非华裔员工存在着很多的挑战，我想这样的经历大家都是会非常感兴趣的。接下来让我们期待刘峥嵘先生他的精彩故事。有请刘先生。
刘峥嵘：
各位同学，各位朋友，我很高兴能看到几张熟悉的面孔，我们公司的几位多年的老同事也能赶到这里。从我个人来说，我非常荣幸能有这样的机会今天晚上到北大，到光华学院跟大家见面，跟大家交流一些个人的心得。我是今天早上刚到，明天就回去。所以把话说大一点的话，等于说是专程过来一次。当然我不是一个爱说大话的人。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是专程过来，为什么我个人特别看中今天晚上这样一个活动。三个星期以前在德国斯家特举行了每两年一次中国留德学生学者联合会的全体会议，一般说两年举办一次的会，三千多个在德国学习的，留学的中国学生、学子到场。当时也是黑压压的一片。当时我就说三个星期以后会到北大有这样的讲座，我非常期待这样的讲座。我愿意跟大家聊一聊我从人力资源工作角度对中国在德国留学生的一些看法，提出一些建议，一些忠告。
到今天这个讲台上来目的稍微不一样，两年半以前因为一些非常计划外的一些幸运的巧合，我突然一夜之内成为了所谓德国企业界职位最高的中国人。这不是本人的本意当时去德国接受这个位置。但是后来被媒体的记者发现了这个现象，我就把他拉到报纸上。我个人从积极的角度来说视做流动的奖杯。从更现实的角度来说是一个蛮大的包袱。所谓流动奖杯我觉得中国这么大，泱泱大国有这么多各种各样的人才轮到我成为所谓的德国企业界职位最高的中国人，其实是不正常的。所以这奖杯早晚按照我个人意愿的话应该是尽早让我交给我下一位国人。从现实角度来说，我觉得只要这个责任在自己肩上，确实除了我自己本职工作之外有一定的责任感。这责任感不是来自于说刘峥嵘这个人有多么成功，即使在我个人年龄段里面比我成功的人多的是，中国人，全球各地都能找到更合适的例子。我所谓的责任感更多的我觉得是来自于我这个比较特殊工作的界面。作为一个中国本土出生，在这里接受教育，当然后来我在德国念了书。回到中国工作，最后突然又回到德国一家大型企业从事人力资源工作，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界面。这个界面有几个不同的意义，一个是我们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司，全球性的公司如何真正做到人才的全球化，大部分公司，500强都有这样一种口号我们要人才本地化，人才全球化，到底有几家公司真正做到了？全球性的公司，特别是朗盛的公司，朗盛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公司，它从某种角度是一个比较艰难的公司，没有化工行业激烈的竞争就不会有今天朗盛这样的公司。作为一个从东方来的，中国化工企业对欧洲化工企业目前施加非常大的压力，从市场的角度、竞争的角度、价格的角度，包括质量的角度施加很大的压力。作为中国来的，在欧洲面临竞争这样情况下面如何从事人力资源的工作。
第三个跨国企业全球化是一个每个人都放在嘴里的一个名词，一个概念。全球化或者跨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我们能做些什么呢？什么东西值得做，什么东西只是讲讲而已，其实是做不到的。如果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大型企业雄心勃勃的企业想要走向国际化这条道路的话，他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如果从这几个不同的层面上来看我的工作，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把我的一些心得拿出来跟在座的各位一起交流一下。
我听说很多同学很早就来了，五点钟就来了。这边都站的满满的。我觉得我把我的讲话内容尽可能缩短，留出尽可能多的时间来回答大家所感兴趣的问题。把今天晚上宝贵的时间给利用起来，大家能够放弃周末休息娱乐的时间到这里来听我演讲我非常感谢。
我准备了几张很简单的关于公司情况的介绍。朗盛何许人也，朗盛不是非常响亮的名字，它是很新的公司。所以在开场白的时候把公司的背景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想主动回答几个，如果我不回答你们回头也会问的问题。我会自己回答六到七个问题。这些问题是我在过去两年中，在不同的场合，在德国也好，在德国之外也好经常被问到的。我自己解答完六七个话题之后，剩下来可以跟王教授，可以跟刘主编一起进入互动的状态。
朗盛公司的来历，2003年11月份的时候德国拜耳集团把它下属的化工及一部分高分子聚合的业务分离出来建立新命名的朗盛集团。我刚才大致上说到这个意思，朗盛集团产生的背景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背景，因为这些所谓的化工业务和那些部分的高分子聚合物的业务是一些长期以来经营状况不太理想，资产结构偏重于欧洲，客户在逐渐东移这样一种竞争的状态。拜耳集团2003年做了一个决定，觉得它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以它公司的结构，公司资源的配备优先考虑的因素，它没有这个能够把这部分业务继续经营下去。所以它把它单独分裂出来。当时想法是成立一个新的公司，新的公司结构，新的公司文化，新的公司的包括成本结构，甚至新的公司的名字。也许我们还能给这些化工的工厂、生产基地，我们的业务带来一个新的机会。事实证明这条路是走对了。朗盛这个名字，中文我觉得翻的还是非常漂亮。英语LANXESS，这是一个新创名，我们当时向公司征求意见，一共收到1500多个各种形形色色创明的建议。然后经过不停的审核最后选中的是LANXESS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新创名，等于以前是没有这个字，来自于法语，再加上英语把它稍微变一下。从这名字的角度对这公司寄予了很大希望，特别是员工对这公司寄予了很大希望。因为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时候我们这些业务部门都是长期处于一种亏损的状态。2005年1月底，朗盛在法兰克福股票市场上市，成为独立于拜耳集团以外的上市公司。当时2005年初的时候是全球2万员工。目前人员减少了3000人，我定在1700人左右。所谓人力资源总监他的对象就是1700名员工。1700名员工里面50％在德国，换句话说8000到9000的员工在德国。另外还有4000到5000的员工在欧洲。这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是以前决策的错误，或者没有及时调整公司的结构，不管怎么样我们接手是一个公司它的资产，受到基地，人员的重心全是集中在欧洲。西欧本土。
上市当初的时候公司的市值是11亿，12亿欧元。截止到上个月底市值现在上升到了30亿欧元。从公司规模来说不是最大的，但是还是属于德国前50家大企业之一。从集团本身来说我觉得这句话不是夸张的，是过去10年欧洲化工行业存储中心最成功的一个案例。这不是我们说自己，而是投资银行分析师在过去12个月里面分析报告一致的评价。从哪里可以看出来？从利润方面可以看出来，利润两年之内上涨了90％，市值上涨了150％。从目前欧洲化工行业的排行来说，我们排名第六。
我们做些什么业务？化工行业做的是橡胶、工程塑料、化学中间体和高性能的化学体。塑料很多IT行业的外壳、机身都是用朗盛的产品。橡胶的话，全球大橡胶厂米其林也好，其他一些韩国的生产商没有朗盛的产品，世界上就没有轮胎了。包括一级方程式里面高性能的轮胎都是来自于朗盛的材料。这是我们全球的生产基地，这你可以看出公司有很大的问题，客户在过去的10年之内慢慢的在东移，所有IT行业的制造商、纺织行业、玩具，包括现在汽车制造行业、轮胎行业都渐渐远离欧洲、西欧本土，原理北美到亚洲开厂。但是你如果看我们公司本身生产能力的布局来看，60％以上生产能力在西欧，另外25％在北美。在亚洲有一些生产基地，包括中国的无锡、上海、青岛、潍坊。但是从目前的角度还是远远不够的。回头我还会讲到这个问题。
看到我们全球业务分配是一个同样的局面。如果把德国跟欧洲加在一起的话，55％左右的业务额是在欧洲的。亚洲目前只占到集团全球销售额的15％到18％左右。同时必须要说的是在化工行业，跟巴斯福相比，15％到18基本上是处于同样的地位，甚至在这边没有领先的优势，但这边也不落后于其他的同行。亚洲跟其他市场不一样，中国市场两年以前就开始是我们在亚洲最大的市场，市场份额占亚洲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增长的趋势是今后五年之内还要再翻一倍。
现在回归到我的主题上面。我自己负责人力资源，在德国我的部门一共有65到70个员工，负责8500名员工整体的人事。从管理到基本公司的操作，到招聘等等。当然还有在德国，在欧洲非常重要的，跟工会劳动关系。全球一共有130多名同事在我的人事部里面工作。那我们做些什么呢？特别是作为负责全球人力资源所谓的总监，总监你做什么？这张图片上面我想停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因为是个新公司，我们有一个一般的传统公司所没有的一个优势。就是说你可以把你各种各样的相比都在公司建立的初期可以带入到决策的过程当中去，把你以前所体会到的效果不好的，或者说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是不会成功的一些政策撇开不谈，然后做你想做的事情。2004年作公司建立初期的时候，当时我从上海回到德国，面临第一个任务这公司没有任何人事政策。公司在全球20个国家当时有2万名员工。你如何来管理？董事会的第一个要求是说，刘先生我们希望在八个星期之内，因为很快要上市，没有很多时间要考虑。希望在八个星期之内拿出所谓完整全球人力资源管理的思路。时间非常紧，八个星期。做的第一步就是说我跟我团队里面骨干的同事先给自己的人力资源政策定个位。什么是我们的人力资源政策，我们如何定政策以后向企业内部的员工去解释，为什么我们要用这样的政策，为什么只用这样的正常等等等等。这里面有四个话题我觉得是值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人力资源管理本身是一个地区性，或者本地性非常强的一种服务性的功能，在一个企业里面。这是一个准确的定位，人力资源管理有它战略的地位，但是首先它是以当地劳动力市场为基准的，以当地的现实条件为依据的这样一种管理的模式。从全球的角度来说，完全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利用设定出很多全球管理的政策。量要少，但是必须要制定有效的，要知道公司的业务对自己有什么需要，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定出少量的，但有效的人力资源政策。
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说，一个很大的误解是以为，人力资源部是负责人力资源管理的。其实这个看法是非常错误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最最大的主体是所谓的那些经理，经理人员本身。跨国大企业在过去十年里面养成了一种不是很健康的一种习惯。那就是人力资源部制定非常非常多的政策，来告诉经理人必须怎么去管理他手下的员工。公司情况越复杂，公司覆盖的国家、文化背景越多层次化，这样的一种思路就越在现实当中是走不通的。我们当时给我们人力资源政策定位是说，我们不是这个公司的重心，我们制定政策是因为我们整天花我们的时间是跟人力资源管理这个理念打交道，但是我们所做的是给第一线的经理人提供他们需要管理他们的团队所必须要有的政策跟体系。我们在后面提供支持。两年下来发现刚开始时候，很多我们自己公司内部的经理非常不习惯我们的很多做法，因为我们把他们推到前台，很多东西说你去解释，这是你的事情，你向你的员工解释你的决定，而不要说这是人事部说的，我不需要这样这样，其实我本来不是想这样，但是人事部因为这样说了。时间长了以后，经理人会觉得是非常舒服的状态，因为你不需要做真正非常严肃的，甚至有时候不是很令人愉快的决定，你完全可以把事情推给人力资源部。我们在公司成立之初就非常明确的说，这是你的球，我们把球位给你，但是射门要你自己来射。
第三个人力资源政策制定有两种思路。一种是说我制定这政策是为公司的大部分人。大部分人有信任感，我知道我公司全球不管是2万人也好，2百人也好，我公司至少95％的员工，或者98％、99％的员工为我服务。一旦你对公司有这样的认识，我公司95％以上的员工是有这样的认识，不管在什么地方是为我服务的。人力资源政策的决定往往就可以做的非常简单，因为信任是你制定政策的基石，而不是说防止别人钻空子，防止别人钻空子是人力资源最大的敌人，怕员工钻空子。越是怕员工钻空子，员工到最后会发现更多的空子来钻。我们提出的政策是信任，信任是最有效的控制。你给员工信任，得到的回报应该是绝大部分员工，当然会有例外，每个国家，每个市场都有例外的情况。但是例外的情况不是人力资源政策主要针对的对象，你给他信任，公司得到应该是更多员工的信任。
现在我回过头来看，这一系列政策，所谓信任为基础的人力资源政策，不管是在劳动市场比较稳定的，人员流动率不是很高的市场。包括德国、比利时。其实在所谓高增长的市场、中国、印度和巴西。朗盛在当地的化工市场的人员流动的比例比较下来的话，总是比当地人员流动的比例要低40％到50％。中国化工行业外商投资企业化工行业每年的人员流动一般是10％到12％。朗盛在过去两年之内一直能做到5％到6％，完全没有流动也不好，完全没有流动一摊死水也不行。但是低于市场平均流动是一种健康的流动。
第四个政策上面的定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够告诉你员工说我们政策怎么好怎么好，这个政策是没有缺点的。任何一个人力资源的政策都是有它局限性的。作为人力资源负责人你要有一个勇气，有这个胆量告诉大家，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力资源政策，在跨国企业更没有这样的政策。特别是在跨国企业跨开20个国家，其他的复杂程度就比我们更高。跨开20个国家，不同地方的需求，说我要建立一个全球性人力资源的框架的，这是有必要的。我建立的框架符合每一个国家的需要，做不到。你知道做不到就要告诉你下面的管理层，也要告诉你的董事会，也要告诉你的员工说，这是我们经过综合了各方面的需求，听取了国家业务部门、董事会、具体员工各方面需求以后综合得出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带有一定妥协性的，我必须既听取国家的意见，也要听取全球业务集团的意见，也要听取员工，听取董事会的意见，综合这些才能定人力资源政策。不要对人力资源政策寄予更高的期望。作为政策制定者要制定一个框架，能够让下面分支机构有足够回旋的余地能够直接操作这个政策。这个是当时在制定政策之前给自己的四个定位。有理论性的定位，有非常现实性的定位，最后一条就非常现实的。你在向别人去说你政策之前，把它定位比较现实基础上面的话，反而会得到大部分人的接受。你把它越是说的漂亮，越是说的十全十美，大家在日常当中也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别人说你不是说这个好吗，为什么这个不行。
给自己的政策定位以后，我们当时决定在少量有效的基础上面，全球人力资源管理通过五个模块。管理层次结构的设定、职位评估的原则、业绩评估、薪酬体系，和内部人才开发系统。我不讲太多，书上面有很多实践的例子。我讲一两个地方朗盛做的跟书本里面不一样的。回头跟王教授一起还要讨论。跟书本里面一样不用再重复，有些东西我们做的跟普通的
第一个原因是跟员工本身没有关系的，我们同事都知道。指标是年初定的，这一年里面的变化太多了，市场的变化、汇率的变化、生产情况的变化、竞争对手的变化。有时候你超过了指标根本不是你的功劳。有时候你没有达到指标反而那一年尽了特别大的力。有时候你没达到指标是公司说我在法国，我在美国市场价格比中国市场高，我把货运到那边去了。如果一旦我盯着你这个货我一定要，哪怕这个价格不好我还在这里卖，因为我达到我自己的指标，所以有一部分员工不达到指标，至少在我们这个行业。每个行业不一样，但是在化工行业的话，不达到指标非常多情况下面不是员工的错。所以在考核业绩评估的时候，发奖金的时候要排出业绩评估。
跟员工的沟通包括几方面。昨天我还在公司里，我们公司的星期四公布了第三季度的业绩。按照公司的常规，第二天马上就是员工大会。员工大会董事长亲自上台向所有员工，不管是蓝领的，白领的，介绍上一个季度业务发展的情况，回答员工的问题。一年四个季度，董事长就有四个定期的活动必须直接面对员工，向员工解释公司运营的情况。这是一种，这是常规性。
第二个从德国企业在本土经营的原则上面来说。公司的任何大的决策，不管是跟人力资源有关的，跟员工的薪酬、劳动时间相关的，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如此之外战略性的决策，都是在前期在执行过程当中，在执行过程之后都有跟员工的交代。出现这种现象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法律上的原因，德国从70年代末开始到今年是正好30年。从76年开始专门有这样的法律给予员工很大的权限，可以说是一种员工参与管理的一种模式。然后是通过各种各样公司内部的机制来确保员工参与管理得到实施的。员工参与管理30年之后看来，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看来有很多弊端。弊端回头再讲。但是有一些非常值得国内企业学习的地方。我觉得把员工所谓以人为本，大家可以说以人为本这是非常好听的口号。而是把以人为本真正贯彻到公司日常的管理当中去。德国企业，包括我们公司这方面做的是非常到位的。公司花很多的时间，不光是跟管理层，跟下面的部门经理沟通，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而是跟工作现场第一线的工人也做同样的沟通。这要花很多时间，需要很多的准备。但是做得好还是对公司的运营带来很多好处。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这是我觉得很大的区别，在这边即使是外国企业，跨国企业它在本土这样做的话，到了中国以后，往往它也比较忽视这一块。找出几个大老板说话，做决定就算了。下面的员工往往是既不理解也更不能够理会为什么这样决定会做，或者没有被做。
德国这种做法的负面，当然是经过30年所谓员工参与管理的模式以后，它形成了很多官僚的系统。导致了决策非常缓慢，导致了很多该要做的决定，快做的决定没法在相应的时间里面得到运行。这是它以人为本政策的一个负面。经过20年、30年的运营以后，你在公司内部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各种各样的机构，它生存的依据就是说我必须要参与进来，不管它有道理，没道理，不管我提出的建议有用没用，我必须要提，如果我不提的话，我委员会就没有用了，这样的形象国内也有，但是在我们企业里面还没有。所以我觉得一部分我们要学如何把自己员工尊重，尊重员工的好处是真正发挥员工的潜力。一线的员工对工作，特别是一线的情况有很多了解，往往是管理人自己都不知道。对他尊重以后，对他信任以后你会得到一定的反馈。但另外一方面不能够做过了。
第二个很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做企业人力资源总监，我起的作用往往是一个桥梁性的作用。一边是为数很少的德国人，公司的高层，另外一边95％是当地的员工。所以我的角色是一个桥梁的角色，向上向下沟通，促成一个答案，促成一个和既能够德国总部管理层能够接受的，也能够和当地员工接受的管理方案。到了德国以后我第一个被告知的是，在德国人力资源总监你没有权力代表员工，你只是跟员工对话，要么跟员工代表对话，要么跟员工直接对话。但是你不是员工的代表，你是资方的代表。这在现实过程当中带来很多很有意思的现象，这里没法细谈。本质的区别，人力资源总监在中国或者在德国的工作范围之内有这样非常大的区别。有没有共性？也有。我们经常向外国人说中国人非常讲面子。把这个以为是国人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中国独一无二一种文化的特征。其实不是这样。德国人也很讲面子。面子这个概念，也许面子这个词是中国这边定义的。但是所谓面子有两个意义。一个是说给面子是相互的，这是生意上最基本的道理，做生意就是这样，你给他一点，你达到一点一种交互。第二一点你应该尊重。在没有必要无理的时候，给别人一个台阶可以下。这在工会谈判的过程中经常发生。明明到最后是同意这个看法，但是你还要给他找到一个台阶下来，这样才能够跟工会长远的打交道。这条基本的道理你不去遵守，以为德国人只是直来直往的，这是错觉。就会做不好。很多我们认为我们是中国特色的东西，其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是普遍的现象，面子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
第二个问题，中国德国初次求职就业者有什么区别。这个区别蛮大的。我一般周末的时候总是带一些应聘的信回家去看，一方面是工作做不完，另一方面也非常感兴趣。我也收到过中国本土应聘的信。每次看完以后我都非常感叹德国同年龄学生的阅历。我甚至拿出给我儿子看，告诉他，即使这样都找不到工作，你不这样怎么办，给他受这种教育。我说这话什么意思？一般德国大学毕业他体制跟我们不一样，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学士的，一毕业就是硕士毕业，所以毕业年龄女孩子26、27岁，男孩子晚一岁到一岁办。25岁、26岁大学毕业生一般至少在三个到四个不同的国家生活过，在美国生活过一年，在高中的时候交流过一年。大学的时候在日本一个学期，在印度一个学期。然后写论文的时候在某某公司海外的某一个机构做了三个月的实习，然后写毕业论文。这个不是偶然的现象，而几乎每一份简历都是这样，到我手里的简历，经过初步筛选的简历都是这样的。这是跟德国社会整体发展水平是有关系的。千万不要回去跟爸爸妈妈说你为什么不给我这个那个。我小时候也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也许我们再下一代会有改变，这个改变也会带来不良的负面效应，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撇开社会背景不谈，撇开其他因素不谈，这是国内初次就业者，或者说在座各位大家离开学校，进入岗位，或者准备进入岗位之后所积累的阅历所无法相比的。
第二个非常明显的特点跟德国教育体系有很大的关系。德国教育体系得到很多的批评。德国整体的教育体系是注重思考，注重辩论能力，注重个人的判断力。你在德国完成学业，完成学业以后你要在德国企业环境里面，或者西方企业环境里面生活。必须要有这样的能力，而这些能力往往是我所碰到的中国国内初次大学毕业或者本科研究生毕业初次就业者所缺乏的。这些东西可以弥补吗？可以弥补的。中国学生在海外成功的例子很多。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也，比我年龄段再高一点，他们小学、中学，甚至在大学在国内天的时候是更加封闭，更加闭塞的一个环境。为什么还是有些人能够做到，能够把起步时候的差距后来能够弥补起来呢？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的学生，特别我们年轻的学生要有一种很强的好奇心。好奇心这个东西如果带有一种急功近利的角度来判断，好奇心给你短期带来不了什么价值的。所以这也是往往很多学生忽略好奇心自己专科之外的好奇心。因为它没法在短期内给你带来什么效应。但是从长期角度来说给你带来的优势是无可量化的。所需要的心态不是说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今后两年里面给我带来回报的。有了这种心态的话，我想跟德国同龄人相比这种现实上面的差距是可以弥补的。他们有他们的弱点，他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富裕的一个社会，有非常富有的父母。他们父母是德国战后非常成功的一辈。现在慢慢经济走下坡路，或者停滞不前。他们从本身冒险精神，从他们的上进心角度，他们好奇心很强，要把好奇心转变成上进心还是有过程的。所以德国同龄人有领先你们的地方，那是因为社会方向不一样，这是层次所决定的。但这个先行的几步不是说无法弥补的。但是各位要有这个意识说有这样一个缺陷，我要想办法。但是我不走这条路，我不是搞这个，是个人的决定。但是如果我想走这条路，要有意识弥补这个，通过逐步的积累。回头再讲这个问题。
另外两个问题也是经常提到的。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路还有多远？第二个说中国经理人在跨国企业管理层究竟能够走多远。两个问题虽然是针对两个完全不同的话题，但答案是一样的。人，人才的储备，人才的质量，决定了第一个问题，也决定了第二个问题。最后的答案。这里面包括专业素质，管理素质。这两个是基本的，在这上面还要有语言跟文化的敏感性，然后我还讲什么叫基础设施，这跟在座各位还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这个是国家所需要做的事情。我想从专业素质角度来说，在国际上是公认的，中国出来的专家从专业角度上面来说往往是无可挑剔的。但是最近的一两年里面，跟德国大学教授交谈，也经常时不时的听到德国学术界的一些比较负面的对国内出来的专家，或者是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也一些质疑，这是在几年以前往往不太听到的。是不是一种趋势不敢冒言。但是非常明显的跟大学教授，或者是企业界的同行交流的时候，会听到一些以往听不到的说法。但是总体我想中国出来的经理人也好，学者也好，专业素质应该是非常高的。管理素质就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刚才讲到独立思考的能力，独立判断的能力，分析能力。这还取决于刚才我们刚才讲到取决于信息的来源，信息来源的多样化。有比较才可以判断，这就牵涉到社会背景的一些问题，但明显，这一方面管理的素质上面整体来说是比较弱的。一旦你具备了前面两块，还能保证你说我在我的本土市场上面，我能够妥善经营，能够把我这公司做下去。一旦把你脚跨出国外，前面这两个加在一起还是不够的，语言、文化的障碍实在是太大了。要经营一个所谓跨国性的企业，不管朗盛2万人也好，巴斯福10万人也好，这里面的复杂性，这里面对高层管理层的除了专业，除了管理之外的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要求的是非常非常高的。我目前个人的印象是说这方面国内整体的人才储备还是非常欠缺的。
最后第四个什么叫基础设施。在北京有这么多外籍的管理人员，他们携家带口在这里工作，在这里生活。他们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典型的一批代表人物。在北京有美国学校、德国学校、法国学校，还有新加坡学校、瑞典学校，但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学校。现有的中国学校是什么学校？中国语言学校！是帮助华人第二代，第三代学中文的。但是没有一个体制沿用国内的教学大纲。说这个是什么目的？如果海尔或者TCL，不管什么公司，派下面的员工去海外常驻，去海外管理一个分支企业，管理一个子公司，怎么可以缺了这样一个最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呢？难道我们只能挑没有结过婚的，没有孩子的去吗？或者说挑结了婚但是还没有孩子去的。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跨国公司也碰到同样的问题。跨国公司不光要做到人才本地化，这方面朗盛是做的不错的。你想，人才国际化，这点需要把我公司在中国的一些员工带到国外去，让他们在国外工作、生活两年、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员工，特别是90年代加入我们的员工，慢慢也进入而立之年了，都是成家，有孩子的。现在连我们这样的公司想把员工带到德国去，他们绝对没有问题，但是谁来解决家庭上的问题？我跟中国驻德国大使谈话每次都说，马大使什么时候可以考虑这个问题，这是需要国家来关心的。国家要提供所谓的基础设施，才能够使这个国家里面的企业，企业里面领头的企业能够有真正的一些基础去海外拓展。不然的话本来你的人才的后续就不足，人才储备就不足，然后再通过这样被迫的挑选，挑选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如何去占领市场，如何去管理海外子公司。所以这是一个国家性的问题，我也非常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媒体能够把这一系列的问题把它拿出来做一个探讨。
除了基础设施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签证的问题。我的秘书40％的工作是帮我搞签证，我还是持中国护照。因为拿不到签证，放弃中国护照我觉得不值得。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我有我想要的东西，所有都有了，没有必要换护照。因为有时候拿不到签证，拿不到签证确实是一个问题。中国经理人员去国外太难了。比如，下星期美国有个博览会，我们马上要去一趟，行吗？国内绝大部分企业没有这样的能力，没有一个企业有这样的能力。或者听到这个信息后马上派策划部主任马上过去看一眼，马上到那开会，行吗？做不到。即使像我现在，我都整天苦于有时候因为签证搞不好，所以没法有一个第一时间的反映，一旦墨西哥发生的事情，就去不了，必须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去申请。这也是中国人才国际化的一个大挑战。当然你说不行你就换护照，如果国家愿意这样，到最后个人必须走这条路，不能够因为这个原因，使自己的事业没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我觉得在这方面国家也应该有一种考虑。这个当然是更难的问题，学校也许还可以做起来。但是通过外交方面途径的话，问题肯定更大。
这是我想提出来，出于我现在工作的位置碰到的一些现实的问题。这些现实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这些问题不解决，所谓中国人才全球化最多只是纸上谈兵而已。
个人的发展，最后一个问题我稍微把它藏一下。经常有人问说德国企业确实是一个不是以多元化文化而著称的一种企业文化。在那边做这样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别人尊重你吗？这问题是对的，我觉得应该是可以问的。答案也是蛮简单的。我觉得德国人，德国的文化这一点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德国人非常讲究公平。当时我从中国过去任命，确实对绝大部分同事是很惊讶，没有人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大家都是非常的开诚布公的接待了。而且每一个新人，不管什么样文化背景，不管你从哪个地方来，都能够得到应有的一份信任。他当然观察你，他当然看这个人到底行不行。但是不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行为。这跟有一些报纸上看到的不一样，德国人非常公正。这能够使得我在现在这个工作相对做得更好，而且能够有乐趣很重要的一点。但是他对你也不是从下往上看，他是平起平坐的。反过来我也非常希望我们国内的员工，我们的经理们，这是对我自己公司的要求。我觉得我们公司这一点做的不错的，跟所有的老外平起平坐，不用往上看，也不用往下看。中国公司很多方方面面都做不到，各种原因做不到，应该是别人怎么对你，我们也应该怎么样对别人，不要把别人看高，也不要把别人看低。
最后一个问题，有人说为什么爬这么快，这么高。我这个不提大家也许也会问。这是蛮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把这个问题拿进来，这个问题里面有一两句话想跟大家讲的。刚才也提到了一些。我觉得事业这个东西不是一个一百米的赛跑。事业是一个马拉松。你们还是起步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年两年之内落后于别人，而慌了手脚，而乱了阵脚，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别人问我说，你为什么爬的这么快。我不说爬的高跌的也深，这个我不说。但是我完全相信很快就会有人超过我的，再过两年这不稀奇了，在德国比较大的公司做比较高的位置。我也很希望很早出现这种现象。我所希望的是说在事业这条路上面的起跑，每个人速度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人爆发力很强，走的很快，到后面就不行。到后面不行没关系，他对自己很满意也行，我觉得我很满意。但是有一些人很有耐力，有些人甚至50年后事业得到很大的突破。所以千万不要有这种浮躁的心里。国内发生很多的事情，你们毕业的时候一个人会拿到5万块钱的工资，一个人拿到20万的工资，还有一个人拿到20美元的工资，千万不要因为这个而乱了阵脚。这个是要不得。我一方面跟你们这样说，我们自己有这样的经历，8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批出国潮。甚至有一些人出国都回来了，去做前台都是特别高的位置。我们当时说这么好的位置都给别人占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不是生不逢时吗，其实回过头来看多可笑。大家在这里今天看到我，明天又看到另外一个年轻人，这个人做了什么。再看到同事，这个人怎么样。但是要有一个平常的心态去看这个现象，不要太急功近利。但是同时要注意一个比较广泛的境界。
回到这个问题，为什么爬这么快，我没有计划，我在德国念完书就没有计划我在德国留下来。当时北京有一份工作，我就说好。我觉得公司是一个好公司，公司在中国发展。所以我就回来。回来拿了一个当地的合同，三年期限的，当地的公司，当地的合同，98年4月份我开始在这里工作。开始工作以后慢慢就有新的机会出现了，当然是我的幸运。但是我从来也没有计划说一定要回德国，我觉得这边完全可以发展，这边有很多的机会。但一旦当时机遇找到你的时候，我做了考虑，然后接受了。所以于是刻意的，在当今这个形式上面越是刻意给自己定计划，往往越是达不到。有一点我是一直比较注意，我比较注意广泛的兴趣，比较注意对各方面的支持。这份工作以前是没有想到的，但是我拿到手是能把它做上来。因为我有积累，我当时想幸亏听了这个课，学了这个东西，或者我认识这几个朋友。当时是因为这份工作去认识这几个朋友你就永远不会认识这几个朋友。我有时候跟同学说，你们高中的时候走的特别快，成绩特别好的，现在是不是还是最好的？我问我同学里面，他是大学里面做的最出色的，最显眼的那些人他们现在在哪。我不是说在座各位在这里，你们也会有成功的机会，只是说不要因为看到别人成功而给自己压力，这是一个长远的事情。谢谢各位耐心的听我唠叨那么多。
刘坚：
刚才刘先生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分享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想这样的一种经验，不管我们毕业以后去做什么，是进跨国公司还是说进一个国有公司，还是说自己去做什么事情，我相信无论怎么样肯定能够带给大家很多有思考的东西。
我们今天还邀请了另外一位嘉宾。刚才刘峥嵘先生是从一个实践者的角度来讲述了他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有请北大光华学院的王辉老师，王老师是一个人力资源方面的研究者，从这个角度我们来听一听他有哪些感敢想。有请王老师。
王辉：
我就直接回答。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公司内部一直还在讨论的问题。您的问题是说如何使业绩评估做到全面。不光是看具体的任务的完成，还有没有其他为人也好，对公司其他的贡献也好。目前我们还是非常纯朴的，我们是以任务、目标为核心的。同时这也不是人力资源部需要头疼的一个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一共全球有15个业务部门。15个业务部门负责人是真正意义上面负责这个业务部门的损益的。这15个人的职责范围大致上是2亿到9亿欧元的营业额，有大有小，但都是全球范围的业务。这15个人都是我的同事，都很熟。15个完全不一样的人，而且是15个非常不一样的业务的性质，有一些是非常偏重于研发的，高利润。人力资源偏重于技术性的。但是人力资源总量小，生产不是占第一位的。有完全是靠生产规模来从事竞争的。上千名白领工人，然后10几位真正所谓的管理人员，还有介于两者当中的。管理模式也不一样，有非常全球性的管理模式。因为我这个业务是全球的产品，我不能够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价格定位，必须要全球来定价、定量。有一些是非常分散性的，完全是三个大区的，亚太区，欧美和美洲区负责定位的。上面等于是控股公司。这样一个复杂的公司经营背景下面，很难定出一个所谓真正的，全面评估的标准来衡量15个人。我觉得是做不到的。如果您说朗盛公司在以数字为基础的评估以外，还有没有一个以价值为基础的，以价值观为基础的评估体系。这问题我能够理解，大部分公司也做了。我们没有。我刚才说您看到的朗盛精神有四点。但是要把这个用到每年的评估上面来的话，往往会导致形式主义，要找些例子说这个人，这个秘书，或者这个人力资源经理他有创新精神。如果这个老板想要为他找的话，总能够找出三个五个。这个老板不想为他找，他怎么也看不到你做了什么好的。把这样一种东西引到每年的评估的模式里面，这程序里面来，我觉得帮助性是不大的。
另外一方面，在提拔的时候。在提拔管理人员的时候，这些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这个当时不是说今年他做了什么，能够举出几个例子，而是说董事会对这些人都有一个看法，都有自己日常中的接触。当时评判下面谁得到晋升，评判标准可以按照这个讨论，这样讨论更有程序性，更有规则性。但是我反对把这个东西直接量化。越是高层管理人员，一般来说，他的资历是比较高的。想用这样的东西制约他是做不到的，大学里面也不要用这种东西来衡量教授，这个肯定是做不到。所以我想分开，一个是年度性的，我们是以能够量化的总指标为核心来作为一种依据。
我的要求不是说,人事部说我们出一个什么样的策略，而是说我帮助你们业务部门来开发适合你们业务部门自己情况的一些政策。
第二个问题说谦虚在德国得到什么样的待遇。其实我本人不是很谦虚的，我刚才讲的是实话。因为我说很多幸运机遇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坐到这个位置。但是这是一种无形当中的竞争。别的公司国际化做的好了，提拔一个人，提拔到公司董事会里面，自然会有一个人进入更显眼，醒目一个工作位置。这完全是一件好事情。但您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整体来说过于谦虚了。过于谦虚了一点，这也是往往在德国企业，在德国能够发现一些中层，中层以下中国人他们在那边念的书，加入当地的公司发展事业。他们非常苦闷说，到了一定时候就走不上去了，路就没有了。这不光是谦虚的原因，但是谦虚确实是一个原因。我们从小的教育，也许现在这一代不是这样。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说自己不说自己好的，然后说你行你行你行。
刘坚：
我们小时候没有这首歌叫做《该出手时候就出手》。
刘峥嵘：
这个是很根深蒂固的概念。到大了就变成本能的反映，再来改变就比较难以改变。比如，给他一个氛围，给他一个机会，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这个机会，有一些人不能强求。这也不光是中国人，韩国人跟欧洲企业打交道，日本人跟欧洲企业打交道也有同样的问题。你在欧洲企业同样找不到韩国人，日本人做的比较高的位置，很大的原因是文化的问题。
刘坚：
我相信大家有很多问题要问。而且刘峥嵘先生刚才也说了，过于谦虚可能会失去一些机会，所以希望大家提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谦虚。
提问：
刘总您好，大家晚上好！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海外集团给我一个机会，去海外集团做销售。很多老师说凭我的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是很适合做销售的，但是我的同学不一样。我同学说我性格很单纯，又不是很成熟，又不是很稳重，海外做销售的人都很圆滑，所以做销售肯定会死得很惨，我现在很郁闷，我现在到底是去海外集团，还是选择其他公司？您是做人力资源总监的，我想请问你的问题，到底什么样的人适合做销售，做销售的人到底具备什么样的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
刘峥嵘：
第一个问题就来一个下马威。第一个问题你听自己脑子跟你心讲什么，这是最好为你出主意的地方。最好为你出主意不是你的老师，也不是你的同学，或者是父母，而是你自己对自己的定位，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也许会变。很多人在事业起步以后变方向了，只要你不把它看作是这一步上去走不好就死了，这个不对。走不好有别的路，先听听你自己内心说什么，做还是不做，或者哪个声音更大一些。这个蛮抽象的，想一想能够领悟我在说什么，听自己的。但是不要忘了我刚才说的，这是一个长跑，像你们现在这个年龄，现在国内市场的大环境，在变方向，在改变你前进方向的机会是有的是的。当然如果你第一个做不好就泄气，然后就放弃那不行。不然的话我觉得你自己有这样一个愿望的话，然后觉得我能够做下去就做。我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在人事部，我也没有想过我到人事部来做，我自己做个判断，做个分析，我会做什么，不会什么，我认识哪些人，我想做什么。我有机会到这个公司做三个月的实习，这是很好的条件。所以我做过在人事部实习，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我做过三个月，三个月体会怎么样，还是我三个月以前的哪种想法吗。哪怕不在一家公司，在其他公司做过，有一些比较具体的经验来帮助你做判断。
至于说销售人员需要具备什么才能或者是专长。这个太广泛了，要看什么行业，要看你具体是什么方面的销售。即使是你问我我们公司里销售人员需要什么样的背景我也一下子说不上来，也要看在哪个业务部门。我也认识过做销售的非常内向的，照样能够把销售做的好，但是他做的是技术性的，是靠技术吃饭的。所以内向、外向，愿意跟别人打交道，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这都不是惟一的判断。海尔里面什么都做，我对这个行业更不能够了解。
提问：
海尔现在是想把我安排到彩电部门。
刘峥嵘：
这样工作的话可以积累很多经验。第一份工作以前做学生的时候比较单纯，进入这个染缸没什么坏的，只要自己能把握自己，到一定时候从染缸里面再出来。
王辉：
刘先生完全从实践的角度给您指导了。我可能从书本上的知识给你一点参考的意见。刘先生说一点，我觉得非常有同感，什么呢？就是国外的求职者，或者是国外的毕业生他阅历很丰富。刘先生说他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国外的求职者阅历很丰富体现什么方面呢？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比较清晰。因为他在求职的时候比较清楚我以后想干什么。所以他在学校里有很多实践的活动。另外一个国外任何一所大学里，正规的大学里都有非常强的，非常好的一个职业就业指导中心。这衷心感什么？大量的问卷，大量的测试工具来测试你说你这个人适合干什么，给你一点参考的意见。比如说你这个问题，我这个性格适不适合做这个。完全可以用职业人格的问卷给你测一下，就是这样。但是不是说性格就完全一测说你就适合做这个，而且你一定做的好，绝对不是这个，他给你起到一定参考的作用。你适不适合做销售，还是适合做一些研发，给你一些参考，然后你再定义你的职业发展的规划。这定的就有一定科学的依据。我们现在都叫贯彻科学发展观，这就科学发展观。
提问：
谢谢刘先生！国人是一个比较讲究关系的这样一个群体，而且还是很容易腐败，甚至说腐败是很普遍的现象。我想请教您的是，在你们跨国公司是不是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些瓶颈和问题？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解决机制？这是我比较关心的第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您是搞人力资源的，像刚才那个老师说职业性格测试，还有血型测试，这些我都做过。做过的结果显示说，我这人比较适合做律师，我也挺想从事这个行业的，有的人给我建议是说，我好像是否应该再去多考虑一下，是不是这个行业真的是适合我。所以我现在就非常的困惑，我到底是不是适合做这个行业的。谢谢。
刘峥嵘：
你测试也做了，自己的内心也一拍即合了，还有什么可以多考虑，这个东西做起来才能知道，多犹豫是不会得到结论。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好的。关系不一定就是腐败，划一个分水岭。关系中国讲国外也讲，跟我讲面子一样。关系是一样的道理。企业机构太庞大，需要有人帮你指路，等你往上做的时候你为别人指路，同事之间也有非正式的联络，这样可以对公司的发展情况得到比较好的了解，这是很正常的。包括在提升过程当中，公司越大就会出现匿名的状态。通过一定的关系可以达到自己的知名度。光靠这个是不行的，自己事情还要做的，但是有一些如果太忽视的话在大企业里也往往不容易往前走。腐败事情是另外一回事，腐败跨国企业是绝对不能容忍腐败的。发现一件就要处理一件。因为跨国企业不光是受到当地政府的监督，我们还受到所谓NGO的监督。那些全球性非官方组织他们对腐败的监督是非常强的，不管是环保也好，还是什么，这一系列非常严格的监督。所以我们从公司未来的考虑，从公司生存的角度来考虑，这么高的一个阶段，这里可以说是民族生存角度考虑。从公司生存角度考虑是不能够容忍任何意义上的腐败现象产生的。但是公司有人做成的，一旦发生这个事情就要提示，进行处理。
提问：
刘总你好，我听你的讲座我突然想问你一个细节问题。你的管理思维一味判断跟一味把操作主体设定到经营层上面。但是你的判断一味不相信，不信任那些管理层会那样做。所以你把权力下放，你为了他更好的这样做而不那样做你把权力下放。你刚才涉及到绩效和业绩评估的方面，你不相信如果按照传统绩效评估不相信经营者会公正，非常客观，科学的会把经营体制能激励人，能发现奖金的绩效。你不信他那样做。所以说你就用辩证的思维，说的更悬一点，你不相信他。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刚才讲的总体来说，把以经理层这个团体，这个人力资源你划分出来了，政策你制定出来，定位也出来了，你怎么来定位通过管理怎么定位，管理主体的操作者。谢谢！
刘峥嵘：
这个思路其实是蛮简单的。因为你想刚才15个从他们层次上来说，15个负责全球业务的业务部门的主管。他负责上千个员工，负责全球的资产。手头的责任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的思路是说没有理由不相信这样的经理人员不会去充满责任感的去管理他的员工，然后用我们给他的一些有限的资金来管理，来提供激励的这种机制。所以完全是一种从正面积极的角度去设计的。所以你刚才正好把他看反了。反而言之在以数学公式为基础的管理模式下，如果真正能够公正的得数结论，然后评价他员工的话。在我们这个企业里也会碰到一些问题。所以我这个系统的兼容性只是比那个更强一点，灵活性更强一点，允许这15个业务部门有他自己相对不同的，或者有独特的管理的理念，或者给他设计自己的重点。这是我的系统所要达到的目的。
提问：
大家好！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在跨国企业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公司把总部的人员外派到当地的企业里面。可是这样的外派人员特别您想要公司特别想要的薪酬这一块，绩效评估和薪酬这块做的很特别，和别的公司做的不一样。在外派人员到公司薪酬就会产生一定的矛盾和冲突。请问朗盛公司怎么解决外派人员和当地人员冲突的问题？
刘峥嵘：
我想我们在中国搞投资企业，搞外商合资企业冲突是没有了，真正的冲突是没有。这里的员工也接受一个概念，这些外来的管理人员他们来自另外一个国家，来自另外一种社会发展的水平，他们来这边是来三年，往往是什么原因？要么是管理上面需要，要么是很多技术上面需要，国内没有这样技术的背景。或者需要一种技术上面的一个转移。所以他们需要过来，但是你不能够让他到中国来接受中国的工资，这没人会过来。15年以前确实有这样的现象，一个公司外国总经理的工资等于当地全部工资的总额。随着国内水平越来越高，这种极端的现象是变得很少，也许在西部地区很有，但是在沿海地区应该是没有这样的一种现象。所以我们跟员工沟通的方式是这样的，公司里的职位，谁最有能力，最合适做就谁做。我在当地能够找到合适的人才，我就没有必要从国外进口一个经理进来。但是我当地如果出于不同方面的原因，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力量，国内找不到，或者找不到足够好的，我就必须从总部或者从别的地方调人进来。另外一方面这也是对当地员工的一种培训，也是一种积累的经验。当时我在国内工作的时候，我们不光从国外请经理人进来，同时还请海外的实习生进来。请海外的实习生进来的目的也是创造一种氛围，说让国人的同事有机会跟他们接触，多层次的接触。不光是就事论事，工作上面的接触。本来我们跟外面接触不是那么多，信息的闭塞程度跟其他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我们公司创造一定的机会。外来的高级管理人员也带来比较正面附带的效应。
提问：
谢谢主持人给我这次机会，谢谢刘总。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讲。我现在要问的一个问题，您在中国也是做人力资源的，在德国也是。中国有工会，德国也有工会，你是怎样处理工会和人力资源这样的关系，或者中国和德国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者相同之处？
刘峥嵘：
中国工会跟德国工会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完全不一样。对外商投资企业来说，我想中国工会现在在国内从事的这些功能，他们也可以有，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问题。这是针对欧洲跟北美大致在国内的企业。为什么呢？我们在国内不管是员工的工作条件，工作福利和工资待遇，培训的机会等等，我想这里在国内企业界里面应该是做的领先的。这也没有必要说朗盛做的领先。整体以西欧，以北美为背景，特别是欧洲公司在中国这方面做了很多积极的事情。中国的社保系统里面最认真的往里面付钱的，然后比例最高的，经历最高的可以进入工会，但是如果不进入也可以不这么做。中国工会不做跟资方谈判工资，确实可以这样做，确实可以留到每个企业层面上来解决，不需要学德国这样子。但是经常在海外电视上面看到的一些沿海地区的所谓外商投资企业的工厂，那里面的工作环境，工作待遇，这里面有工会也好，没工会也好，国家是一定要管的。这个是严重影响我们在国外的形象。当然对这些工作也是，不光形象的问题，这些工人也是不公平的。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比海外低，这也是我们竞争的优势之一。但是低不能低到一种所谓剥削的程度，毕竟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从这角度来说的话，如果工会能够起一个积极作用的话，我觉得这里面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且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也需要这样一个公平的讨论。工会在这里面可以起一个作用。
德国工会完全是另外一种集团，德国工会势力是非常大的，他有任命董事会的权力。他是介入董事会任命决策的过程当中的。换句话说他可以跟你说，如果你要再裁人的话我就不会再支持你，延长你的合同，这是非常大的权力。他跟资方每年按照不同的行业谈工资条件，谈工作条件。他有一系列法律保护的权力。我想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不是去拷贝德国工会的功能。其中有一些内容，刚才我讲到的，为员工争取最基本的，应该得到劳动的待遇和工作的工作条件。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今后几年中国工会工作的重点。如果这样做的话，我想在国外也会得到一定的承认。
提问：
刘总您好。我想问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我做销售已经六年多了。但是都是在一些中小公司做。在这个公司待遇有十万多，但是我一直想着，我认为自己还行，一直想着怎么去一些比较大的公司，像TCL，中兴这些公司我都投过简历。因为我学历是普通大学毕业生，不像在座都是名牌大学。怎么跨越这个瓶颈，我的字写的比较漂亮。我通过个人写简历，但是他们也没有反映。我想请问一下你怎么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
刘峥嵘：
不要放弃，继续试。
提问：
如何发现伯乐？
刘峥嵘：
看到TCL人力资源经理到这演讲你马上就去。
提问：
刘总您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当初你到德国可以说是作为一个空降并到美国，你在政策上首先你是怎么样接受董事会高层接受你的政策，你把中层经理人作为一种操作者，你跟他们的工作关系怎么细化？
刘峥嵘：
中国有一句话摆事实讲道理。特别我们讲绩效管理，谈完不讲绩效管理了。绩效管理大公司的高层经理、中层经理、基层经理都有过大部分是不好的一种经历。每家公司都有非常漂亮的系统。但是几乎没有一个系统是真正做的是达到他的效果的。走过场，或者就是形式上面，留于形式。往往导致一个别人花了钱还不高兴。为什么他拿95％，我拿93％，2％差在哪里？就是很小的东西。公司花了很多钱。当时我的策划是跟他们讲自己的经历。大家都有同样的经历，其实说穿了虽然外界教授们都期望我们能出现这样一个标准的东西，但是说穿了我们扪心自问以前这东西做成没有？没有，所以为什么不能试一试。换句话说设身处地跟别人讲这个问题。不管是业绩评估也好，或者是裁员也好，这都是最基本的手段，花时间讲到别人自己也有同样的一种感触的地方。这样往往会达到效果。你说裁员哪有那么简单，每个人都不愿意裁员，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城市里面，小孩都在一个学校上学。我儿子说他同学的爸爸被裁员了，有时候老师也找你。你跟他讲这公司业务发展的状况，好几个机会都错过了，现在没有办法，再不做其他健康的业务也会被拖下去。大家都是通情达理的人，你把问题讲透了，而不是说国内有厂，我把厂关了，员工解散，而是之前花已个月时间，花周末时间谈，谈了最后让他接受。德国有一个特点，工会一旦接受你不会反悔，他会跟你一起站起来跟员工解释。不会躲到你后面说是管理层做了错误的决定，我们不支持。你需要支持他们，说服他了开始可能反悔，但是会跟你一起做这个事情。
提问：
我想问一下，刚才你们公司说创造了一个不同的绩效考核方式。我想问一下你说一部分奖金留在经理人手中。我想问一下人力资源他做什么？因为相当于你说的，奖金掌握在经理人手中，经理人可以作为绩效考核的一方，我想问人力资源部做一些其他的工作？
刘峥嵘：
这个主意是人力资源想出来的呀。这个是最关键的。
提问：
如果这么说我觉得也非常好，但是我有一个想法，现在所有者和管理者分开，裁判员和运动员要分开。
刘峥嵘：
你可以加入德国工会，他们说的是一样的话。
提问：
是不是可以在公司里面，因为现在各个大企业里面，员工心里压力比较大。外国有很多心里咨询，咱们是不是像有一个连长，有一个辅导员一样，公司里面专门出一个人，这个人专门负责沟通，他的任务就是和员工沟通，首先一方面是消除员工的焦虑，帮助他们解决心里上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也可以作为公司绩效考核的一方面。这个考核主要是让他挖掘，很员工沟通。因为有时候涉及到自己利益的时候就不会说，现在专门出现一个人帮他解决问题，首先取得他的信任。另一方面咱们他取得信任之后和他沟通，发现公司在某些方面做的不善，或者说究竟公司绩效不好问题出在哪里，咱们是不是可以出现专门有这样一个人，而这个人既可以和员工联系，而且能和管理层密切联系。当然必须保证这个人他对待员工完全站在员工的立场上，替员工想。这样才能取得员工的信任。
这个只是比较接近于专业的，比较接近于自己本职工作的一种培训，这个往往跟公司挂钩的，公司让你去，或者申请去。除了这个以外，我的老话题，我觉得还有一些跟本职工作没有显而易见的直接联系的一些能力，其中一部分是在德国念书的时候学到的，包括讲话，包括在很多人面前做演讲。这是德国大学要求，特别是你学文科的话更有这方面的要求。另外的一些知识面，这个就是通过阅读，我觉得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社会，感官太厉害。大家有时间千万不要过渡沉迷于感官，比如电视媒体，而是用书、报纸等媒体，有可能的话看海外权威的一些杂志和文章，像北大这方面的条件还是很充分。这是我个人的经验，随便我在哪里做下来，我一般都是看点东西，不然觉得比较难受。时间长了以后自然会把很多当时你看的时候没有联系的事情联系起来。我一再强调这一点。至于每个人怎么看，每个人有自己的取舍。但是养成一种习惯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不是来自于电视，电视能不看就不用看。
刘坚：
两个半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相信大家会记住这样一个周末的晚上。两位嘉宾，无论是刘先生的精彩演讲，还是王辉老师精彩的点评，我相信会有很多东西值得大家去记住，去深思。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他们两位表示感谢！另外我还要代表《经济观察报》对今天晚上出席我们这个活动的北大同学表示感谢！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