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本武藏后来再也没有拔出过他的剑，据说这是缘于一天午后这位剑圣在花园的例行漫步。他被两只打架的蚂蚁所吸引，不觉驻足观战。他的注意力是由此之深，以至于，当下面这个想法突然出现在他的心中时，他整个人都被深深地震撼了———
    “在更高的地方，有一双眼睛，注视着我们。”
    他由此回想自己一生的争战，不禁豁然。
    司汤达也讲过一个与蚂蚁有关的故事，通过于连之口。
    在短暂地，但又是激烈地摇摆于军人的红衣与教士的黑袍之后，年轻的前野心家决然放弃一切生之希望。一身轻松的他还是不无苦涩但又略带嘲讽地沉思起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
    “十九世纪啊……”于连想到：“一个猎人在林中开枪打中一只兔子，他飞奔着去捡拾自己的猎物。奔跑的靴子踢中了一个蚂蚁的巢，巢中的蚂蚁和它们的卵四散飞扬。就连这群蚂蚁中最聪明的哲学家也不会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巨大而黑的东西（猎人的靴子），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冲进他们的家园，
还伴随着一声可怕的巨响，
和一道耀眼的火光。”
    其实，眼界与视野对于认识与评判的限制，同样也适用于对人类历史的观察。
    黄仁宇毕生主张一种“大历史”的观点，事实上他有一本书的名字就叫《放宽历史的视界》。在他看来，历史有一种长期的合理性，而这往往即便是当事人也不知不觉。只有事成之后，以一种长时期的眼界，才能看出历史走向的清晰脉络与意志所归。其间当事之恩怨情仇，乃至各人之智愚贤不肖，不管如何惊心动魄、光怪陆离，衡以这种长期合理性，统归于痴迷。
    然而，历史的“长期合理性”与武藏“上面那双眼睛”毕竟不同，这可能是黄仁宇最易为人误解的地方。这种“合理性”来自于九转功成之后的回顾与理解、乃至谅解，而决非一种决定论或者宿命。因为在那样一个“长期”中间的任何一个点，这个过程都可能中断，从而丧失任何评价的价值。
鲁迅有云：“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认识“历史的长期合理性”则是在此之上，赋予所有历史的参与者以意义——他们或曾激烈相向，至此已被归于历史合力的不同向度，在昔不可或缺，且可启发来者。
    我想，这样一种视野或许就是钱穆所谓“对于历史的温情”。
    它首先是对于人的一种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