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企业，尤其是一个保险企业，能够保证50年后依旧存在，靠的绝对不是扩张的速度，而是稳进的效益和持之以恒的诚信

在华泰保险集团的会议室，摆放着一个密封箱，里面放着华泰创办人、现任董事长王梓木写给50年后华泰董事长的一封信。开头写道：“当你能够打开并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到十分欣慰了。”
王梓木用这样一种有点浪漫的方式，表达着一种理想：真正伟大的企业，不是那种短时间内能够飞速发展壮大的企业，而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即使遭遇经济危机也能依然屹立不倒的企业。
1996年，王梓木从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的位置上下海，短时间内，筹集了60多个股东的13亿元，开创了华泰保险。那是一个机会层出不穷的年代，只要有资金，挣钱的路径很多。13亿，是一个令所有下海者羡慕不已的天文数字。王梓木何德何能取得如此多股东的信任？对于没有丝毫创业经历的他，怎么能支配得起这样一个巨额？更令人不解的是，好好的副司长不做，早过了不惑之年的他缘何要选择下海创业？
说服自己，王梓木只需一个理由，但是他要拿出足够多的理由去说服领导、家人、股东和朋友，证明自己不是一时冲动。
弃政从商
王梓木是“老三届”。很多“老三届”都认为自己生不逢时，但王梓木显然是幸运的。在“五七”干校当学生时就登台讲课，而且反响不错；后去中央党校学习，这一批学生只有三个选择：继续留在党校教书、去全国人大或政协工作，王选择了去人大，在人大从事经济立法工作一干就是5年；后理论素养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王去了更接近实践的国家经贸委，从副处长干到副司长，直到1996年。
“弃政从商”有多种情况，王梓木属于最不可思议的一种。1996年的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司长和另一位副司长都被派到地方做市长，王主持全司工作，并很快要被提拔为司长，或者步两位同事的后尘去地方施展才能。当政治生涯蒸蒸日上的时候，突然辞职下海，所有人都不理解。
王梓木说，这个时候下海才是最佳时间：职位不低也不是太高，在体制内积累了不少资源，部级领导下海显然是不明智的选择，而处级领导积累尚欠缺。更重要的是，王梓木在用自己20年的政治前景做了“抵押”，从1996年算起，如果按正常情况，王可以做到部级领导而退休，其间正好还有20年。他是在用自己前途无量的20年来做抵押，也正因此取得了60多家股东的信任。
其实，王梓木有一个“弃政”的根本理由，这个理由是给自己的，从来没有对外人说过。王很小心翼翼地解释，生怕伤害到别人：多年的从政经历让王明白，政治是有风险的，做公务员是有代价的，很多时候并不能充分发挥能力，某种程度上说，长此以往人格可能会受到扭曲，因此他适时地选择了离开。
怀抱理想出发
走出这一步，王梓木怀抱着一个理想——实践现代企业制度，10年的从政经历，他一直在研究这个课题，现在，实践的机会来了。
至于建立怎样的现代企业制度，如何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王没有多少现成经验可借鉴。所以，只能从最初理想出发，教科书上的股权分散理论被王首先做了实践，60多家股东，没有一支独大的情况。后来又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个人负责制”等一系列现代企业制度的必需内容。
没有制度，建立制度最重要；有了制度，执行最重要。王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执行团队，很多人来华泰工作都对王梓木说过一句话：我是冲着你王梓木才来的。
在制度和团队相对完善之后，华泰的局面迅速打开。公司成立后的连续三年，保费规模成倍翻番，在北京市场的保费量甚至超过平安和太平洋，名列市场第二。
然而，2000年华泰提出上市口号，安达信的入场让王梓木从超高的业绩增长的喜悦中惊醒。安达信的审计结果是，华泰年综合成本率在130%以上。这意味着，每收100万的保费，华泰就要赔30多万。结论是：1996年至2000年，华泰的保险业务亏损近4个亿。
安达信审计的方法是国际通用的1/24分法，而当时中国的所有保险公司都实行1/2分法，按照后一种分法，华泰是盈利的，按照前一种分法，不只华泰，几乎全中国的所有保险公司都是亏损的。这是中国金融业发展初期遇到的多个棘手问题之一。
这一年，华泰召开了香山会议，王梓木力排众议，决定宁可亏损也要按照国际通用标准执行，就此华泰拉开了“业务改造，战略转轨”的序幕，由规模向效益转轨，提升业务质量。
面对企业内部、国内财务专家的置疑，王梓木做出这个决定着实下了很大决心，这都源于他试图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初衷。
事实证明王的决定是明智的。2003年年报显示，华泰在成立7年后终于实现了第一次国际承认的承保盈利。而这时，大多数国内保险公司依旧蒙在鼓里执行1/2分法。
坚持50年
一个企业，尤其是一个保险企业，能够保证50年后依旧存在，靠的绝对不是扩张的速度，而是稳进的效益和持之以恒的诚信。对于这一点，王梓木想的很清楚。
当别人都在极力扩大规模、增加业务、追求保额的时候，华泰有意做着调整，缩减不盈利、没优势的业务。当别人都在想办法推脱理赔的时候，华泰花大力气在赔付服务上下功夫。
在王梓木看来，诚信有三个：对客户的诚信、对股东的诚信、对员工的诚信。每一个诚信都是三角形的一个边，只有三个诚信都真正做到最好的时候，三角形才能成为等边三角形，此时的三角形面积才能最大化，任何一边有了缺失，都是对整体的一种损失。
他说，每个人都有一个诚信帐户，里面的价值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别人说了算。
如今，王梓木当年的同事、同学，很多都已经做到了部级领导，而王在华泰甚至连股份都没有。但他从来没有计较过这些。他说，现在的物质生活已经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再多的钱也没什么用了，花公司的钱和花自己的钱一样，对每一分钱都要负责任。
已过“知天命”的年纪、在金融上算个“外行”的王梓木，终于在执掌了华泰10年之后，充分放权卸下CEO的担子，只做董事长该做的事情，更多的考虑华泰的战略发展问题。他并不惧怕在领导公司发展方面上所面临的挑战甚至“下课”风险。“如果我有能力带领这家公司前进，就会得到股东的信任。如果某一天我不受信任了，那就说明我没有做好，‘下课’是正常的。企业家就是应当将自己真正放在一个经营者的位置上接受挑战，凭能力赢得做事机会。不要认为这个企业非你不行。”
每到周末，王梓木都和朋友们去参加各种俱乐部的各项运动：骑马、滑雪、潜水、高尔夫球、冲浪等。“大家在一起放松地交流、娱乐，除了获得乐趣、扩大眼界外，有时也能促成生意。”王梓木将俱乐部和公司、家庭一道列为企业家三大重要活动场所，并认为三者不可偏废。
他说，自己现在干劲十足，即使再干一个企业，依然有劲头。

王梓木，
197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系，1982年毕业于中央党校经济专业研究生班，获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副处长、处长。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处长、副司长，并于1995年起主持全司工作。1996年发起并组建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