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达姆之死与伍尔甘的未来
导语:萨达姆死了,但是布什还要活着完成他的任期。这实际上除了证明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胜负双方之外,还昭示了活着的并不一定比死了的快乐。

萨达姆死了,但是布什还要活着完成他的任期。这一看似简单的现象,实际上除了证明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胜负双方之外,还昭示了另一个不太容易接受的结论,那就是活着的并不一定比死了的快乐。
因此,2007年初美国外交仍然持续着2006年的局部调整工作。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新任驻联合国大使扎勒迈·哈利勒扎德的任命。自拉姆斯菲尔德辞职,到博尔顿离任,布什终于逐步填补了美国外交在国会易主之后留下的空白。而国家情报局长内格罗蓬特填补佐利克离任后长期空缺的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则分担了赖斯目前的负担。对一个缺乏常务副国务卿席位的国务院来说,国务卿将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职位。
 这几位高层人士的任命都极具象征意义。有着丰富阿富汗、伊拉克反恐和政权重建斗争经验的外交官成为美国全球外交的主要操盘者,不但意味着在布什余下的任期中,美国仍然将反恐作为外交的重点;更进一步说明了布什外交班子乏善可陈。只有在阿富汗、伊拉克经过忠诚考验的人士,才能够填补美国现在的外交空白。这种局面对于布什余下的任期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然而,制度性的填补,只是整体政策调整的一个环节。虽然在最短的时间中,布什政府试图将人员变化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但是这种负面影响已经在媒体、公众甚至美国政治家们所讨论的议题中展现出来。除了要不要从伊拉克撤军这样的公开议程之外,2001年布什上任后公开宣称的“布什路线”也出现了新的动摇。
 必须承认的是,随着伊拉克局势久拖不决,美国参众两院易主,布什的外交路线开始逐渐萎缩。这种萎缩不但体现在布什的伊拉克政策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而且体现在新保守主义思想家在逐步反思自身的政策,并且向中间路线摇摆。新保守主义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和安德鲁·萨利文都在2006年的文章中开始批评伊拉克战略,甚至充满了道歉的味道。福山在《新保守主义之后》一文中就表示:“……难以证明美国在伊拉克付出的鲜血和财富是值得的。”他说,新保守主义已经和强制性政权改变、单边主义、美国霸权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了。现在需要的是新的概念,既非新保守主义,也非现实主义。这个概念是为了让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相处,这个概念要保留新保守主义中那些普世的权利观,但是要丢掉那些美国霸权巨大功效的幻想。
    但最近的人事调整继续说明,布什的困境在于他即便要在新保守主义路线和现实主义路线中间取得一个良好的平衡,具体的掌舵人选也不太多。
    在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中东局势面前,美国的中东政策自然也和其他各个地区的政策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当这个世界中的少数人通过极端主义来对抗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们往往看到的是两种悲剧性的走向。一种以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恐怖主义宣示自己的权利,而另一种以极端的保守态度或者军事手段确保自己的安全。因此可以说,今天伊拉克的内政危机与布什外交路线的困顿,正是两种极端主义碰撞的结果。一死一伤之下,没有胜利者。
    但不确定性不是不可战胜的,甚至不能把不确定性与危机、风险等同起来。布什任用大量阿富汗、伊拉克工作起家的外交官员,正是希望将反恐战略和全球外交的不确定性降低。这让我们想起了越战后期美国外交的人员变动。一旦这场战争的成果被重新评估或者遭到颠覆,那么执政的共和党就会面临很长时间受到战争失败阴影影响的恶果。
 詹姆斯·曼曾经把新保守主义者称为伍尔甘。伍尔甘(Vulcan),古罗马神话中的火和锻冶之神,这里借喻布什内阁中的6名主要成员:鲍威尔、切尼、赖斯、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和阿米蒂奇。时至今日,六人已去其四,剩下的两人中,切尼正在忍受来自媒体和国会的指责,赖斯却疲于在全世界奔命。从这个意义上说,萨达姆虽然死了,但是伍尔甘的棋局还没有做活。而把外交思想的未来押注于一个分崩离析的民族国家,未来两年中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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