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全世界拥有最多电视剧观众的国家。在当下中国，没有人否认电视传播对社会意识形态、对公众价值观的塑造力量。于是，央视一套正在黄金时间播出的82集电视剧《贞观长歌》，成为大众文化热点并不奇怪。但很多人将这一电视剧的播出理解为符合大国崛起精神，是与纪录片《大国崛起》相呼应，则有些不可理喻。
    《贞观长歌》导演吴子牛并不讳言自己对唐朝文治武攻的崇拜。他认为，“贞观之治”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一次不折不扣的伟大崛起，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和不甘沉沦的精神，对这种民族精神的歌颂，成为了创作《贞观长歌》的着力点。他说，“在中华民族迎来一次新的伟大崛起的今天，观众更期待的一定是最能够传输力量鼓舞人心激扬士气的作品，因为，中国人近代历经的民族苦难实在太多了，期待这样的民族复兴的时间实在太长太长了。”
    吴子牛是导演，不是政治家，他不知道这样的表述居然会引起韩国舆论的关注。韩国《朝鲜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过分陷入‘帝国回忆’，会让邻国人感到有些不安”。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因为在中国的电视剧制作中，固然一直存在政治、资本和个人表达等各种力量的博弈，但吴子牛是第五代导演，托古喻今是这一代人的集体潜意识，无须什么“授意”。说到底，《贞观长歌》更多的还是一些影视人的自我期许、自觉作为。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贞观长歌》能够成为大众文化热点，一定是契合了特定时期的社会心理。在这里，人们将社会角色关系对应为艺术角色关系，往往从中感受到强权意志的快感。可以说，《贞观长歌》提供了一个满足民族自信的巨大空间，激发出一种对强者的缅怀与召唤心态。人们缅怀盛世气象，于是皇帝的合法性就没有了问题。如此逻辑内化于人心，大众文化便完成了对历史的再塑造，继而完成了对现实社会的价值输送。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但与上述《贞观长歌》自身的局限性相比，该剧播到后期时那些纷至沓来的尖锐批评，更值得我们重视。比如有人说：“什么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都出来了，什么尔虞我诈、两面三刀都出来了，通篇都是阴谋！阴谋！阴谋！硬生生的把大唐写成了一个诡异没落的清朝朝廷！活脱脱一个穿越时空的清朝版大唐！这哪里是一个自信、开放、兼容并包、锐意进取、奋发图强的大唐！贞观岂能如此长歌！！这难道就是《贞观长歌》想表现和宣传的主题么？”还有人质问，《贞观长歌》千方百计地回避唐朝对外扩张、称雄天下的“伟大历史”，居心何在？
    看来，人们是不容许将唐太宗与另一些腐朽、残暴的封建帝王相提并论的。大家都知道贞观年间，国泰民安，万邦来朝，对这样的帝王，必须恭颂如仪，方是爱国志士。殊不知，贞观之治不过“洽遇时会”（黄仁宇语）：既有北魏以来之均田、租庸调（与均田制相适应的赋役制度）、府兵（预备役），又有隋朝开设的南北运河和考试制度，上下草创，皇权制度安排相对合理，“对唐宋间保持其继续开放继续增长的趋势，有真切的贡献”。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为历史家艳称的封建王朝，终究不是一个真正的开明、开放时代。李世民之残暴、狭隘、醉心权术，不亚于任何一个封建帝王，其逼父退位、杀戮兄弟（包括尚在襁褓中的十个侄子也被株连），即使在后世封建王朝，也被视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这姑且不说。且说其为千古称颂的从谏如流，恐怕也是做给人看的，否则为什么在魏征死后还要下令把他的墓碑推倒、把他的尸体刨出来鞭笞、把他的家人发配边疆？为什么还要“赐”忠直敢言的刘洎自杀？贞观年间，国力强盛，但人民不堪徭役，自残肢体，流离失所，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已自称徭役“似不下隋时”。至其晚年，“骄暴之习，卒难尽免”，穷兵黩武，连年征战，海内虚耗，社会动乱。最后，他也追求长生、服食丹药，已与昏庸的帝王们并无二致。
    那些伟大的强人，往往在唤醒我们沉睡的欲望之时，同时抑制了我们感受历史真相的能力。实际上，所谓大唐盛世，纵然星汉灿烂、气象万千，也不过百年而已，实为中国历史周期律中之一节点，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均衡的制度安排并将其契约化、法治化，即使创造出了举世无双的物质财富，也不可能保障一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如果统治者与被治者之间没有契约关系，极端的权力就永远是变乱的渊薮。在一个缺乏刚性制衡体系约束的社会，生活关系被强权主宰，暴力思维就时刻会跳出来取代和谐思想。如果这样，创造的社会财富越多，隐藏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也就越多。
    所以，“贞观之治”并无什么治国秘诀，更多的其实是教训。事实上，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早已证明，没有宪法政治，没有可靠的产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就不能持久深化，程序正义最终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持久性。当今世界各国，法律制度、崛起模式正在走向同质化，经验都是明摆在那里，我们谈论大国崛起，还是应该从历史盛世情结与“统治术”中超越出来，睁眼看世界，取法乎上。（本报评论员 仲伟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