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晚“鹏润客”聚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许多“鹏润客”并没有去，我也没有去。据说这是报社内部的“民间组织”发起的，与6周年有关，仅限在鹏润大厦工作过的《经济观察报》人士，离职在职无所谓。窃以为，所谓的“鹏润客”们早已四分五裂，这样一群遗老们硬凑在一起，似乎有些沙文主义——那些新来的员工们会怎样看？

在此之前，在那些离开《经济观察报》的人士当中，不少人以“老经观”自诩。只是这个“老经观”的概念，并非特指那些在霄云路之鹏润大厦工作过的老同事，而是以2005年8月间那次人事震荡为分界线，那些辞职的人，被称为“老经观”，而那些留下来的，就成了“新经观”。

有人或以为，那些在《经济观察报》工作了6年的“鹏润客”们——比如说我——自然既是“老经观”，也是“新经观”了。其实不然。自称为“老经观”的同事们，对“老经观”是有着很清晰的定义的，是指那些因为理想而来、因为理想而离开的人。而“新经观”，往往特指一些才情平庸、缺少风骨、内心孱弱甚至本质不良的人。

在那此辞职事件发生后，报社内外都有人在哀叹：经观已经不是以前的经观了，因为随着一批“老人”集体辞职，“跟着走的是老经观的一种精神”，是“实验精神和理想的死亡”。人们相信，维系这个机构的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在2005年夏天彻底消失。到了年底，方军主编的《书评增刊》停印，这同样成为一个事件，因为《经济观察报》“竟然以它的刊期出版了《职场》，让人不禁唏嘘”，天下同声一哭，理想主义荡然无存矣！

这真的使我有些疑惑。2001年6月，在鹏润大厦的一次编辑部会议上，何力向大家介绍我说，“这是仲伟志，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从山东来与我们一起创业”。“创业”谈不上，但理想主义确是有的。因为我在山东想办的就是这种品质的报纸，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郁闷不堪，《经济观察报》给了我一个学习和实践的机会——尽管只是做一个记者。在鹏润大厦，我曾经向来访的老同事孟雷大谈《经济观察报》诸位领导如何了得，如羡长江之无穷。但2005年的8月事件，突然让我感到自己的理想主义很有些微不足道。 

辞职事件发生一年之后，一个在本报实习过的大四学生发短信给我，难掩失望、不无愤怒地说：仲老师，说句您不爱听的话，“观察家”越来越难看了，全是专家的文章，不再是年轻人的舞台，当年那种君临天下、指点河山、敢言敢怒的叙述风格和恢弘气势，也居然一点也没有传承下来。

这条率真的短信，忽然使我明白了“老经观”理想主义的文化根基是什么。简而言之，是不问资历，不问背景，给那些焦虑的、忧伤的年轻人们一个一夜成名的舞台。在创始之初，这种对年轻人的宽容与溺爱，是《经济观察报》的最大魅力。而那些在校园里追捧《经济观察报》的年轻人，其实更多的是在羡慕自己的偶像（比如许知远）的机遇、地位和影响力，是羡慕那些年轻的“老经观”们居然能够选择到自己钟爱的事业。谁没有过“一朝成名天下闻”的梦想啊，《经济观察报》曾经就是一个最好的平台。

漫游时代结束了。现在，没有了《纽约客》式的文笔，剔除了过度的修辞，这使得很多没有真正理解许知远的、怀着混沌理想的年轻人怅然若失，从此与《经济观察报》分手。这份报纸不再是原来风靡校园的“大学生周末”了。但是，“新经观”没有进入“集体脑结冰”的状态——尽管在报社内部一度出现了令人不安的、迟疑的寂静——这份报纸在努力告别某些东西，也在做着过去该做却没有做的事情，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不足。不过，我们希望把自己所信仰的那些“微不足道”的理想，在生活与工作的每一件小事中，一点点地实现出来。

只是，随着广告额与发行量的上涨，在“新经观”之间，正在产生一种前所未有却似曾相识的自信。曾经，某种文化上的过度自信和智力优越感导致了心灵的封闭，出现了只凭自己说了算的理想主义和新闻观。现在，随着机构的成长，管理的复杂，正是一个组织最容易犯主观错误的时候，同时也是创造力和想象力最容易枯竭的时期。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更多内心充满幻想的年轻人走上前台，给他们合理的自我册封与自我授权的空间。我们仍然需要一种泥沙俱下却生机勃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