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崔英杰不该被判死刑，但是同样的，李志强也不该失去性命。我不知他当日的执法是否有不当或者粗暴之处，但是即使有过错，也不必以生命为代价。于是一个问题出现了，到底是谁“谋杀”了李志强?

很多专家在说，崔英杰案与孙志刚案有相同的意义，或许将推动城管制度的改革。但是，细品李志强案，会有许多不同的味道。这两起案件的相同点在于，错误的制度安排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但是不同点在于，孙志刚案中善恶分明。两个主角孙志刚和乔燕琴（打死孙志刚的主谋），前者为善后者为恶。但是，在李志强一案中，死者与被告两者都有值得同情之处。在孙志刚一案中，事情的发生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主犯乔燕琴本人性格的扭曲与残暴，实际孙志刚案的发生带有一定偶然性。因为人们后来在清算收容遣送制度的种种弊病时，都谈到它为有关部门经济“寻租”提供了便利。经济驱动也是收容遣送制度最后异化的根本动因。但是请注意，具体到孙志刚案中，乔燕琴本人并不是经济上的获利者，细读当时报道可知，他带人打死孙志刚仅仅因为孙“不听话”。所以孙志刚案的出现实际和主犯的个人性格有很大关系。有专家说，像孙志刚这样的事件出现是早晚的事，我看未必。

但是，李志强案确是一个典型。在我居住的地方，也是北京有名的繁华地区。每天钻出地铁口，都会看见许多像崔英杰一样的小贩。每当有人大喊“城管来了”，小贩们也赶忙收拾东西离开。但是久了我就发现，这些小贩在收拾东西时从容不迫，全没有“如丧家之犬慌忙逃窜丢盔卸甲”的感觉，有次有个小贩一边收拾东西还在一边和刚买了东西的人说话。而那些城管队员，看上去比我还年轻，相信他们的百米速度应该在我之上，却也不紧不慢的缓步“追上来”。我很快明白了，在这样一个繁华地带，如果说城管队员不知这里有小贩常年出没，那是骗人，每天在地铁口人来人往那么多人，只要知道这个地铁口的人就知道这里可以买到些小商品、小食物。只是因为城管也明白，抓小贩是永远也抓不完的。就好比那个寓言中猎狗说的一样，猎狗解释自己为什么抓不住兔子时说：“我为的是一顿早餐，他为的是自己的性命。”在这里，小贩们虽然跑得不快，但是城管们明白，“威武不能屈”，不是几次处罚就能让小贩们不再来的——因为，自己只是执行一次任务，那却是他们的生计所在。

法不责众！这是古话，也是立法者的警世恒言，法律并非万能。只是立法者是否想到了这一点？据说城管的执法权来自《行政处罚法》第16条，我常常想，如果李志强那天不那么认认真真执法的话，是否可以避免丢掉性命？所以，李志强的悲剧性不仅仅在于这是一条过早消逝的生命，不仅仅在于他抛下了年龄还小的女儿去独自面对未来的人生，还在于这个法律的遵从者，却最终死于“法律的圈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