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李世民对隋文帝的这个评价，可谓入木三分，很值得当今企业家体悟

沉沦与救赎
    达能和娃哈哈之争里，双方为达一己目的而相互揭短，千方百计挖出对方的错误，以证明自己行为的理所当然。这种混乱的逻辑，既说明双方实际上已经违背了经济运行的显规则和潜规则，也显示了企业家社会责任意识的缺乏。海德格尔说，“哪里有沉沦，哪里就有拯救”。企业社会责任，并不是时下出现的新热点，而是一个贯穿商业的基本命题——责任自觉。清楚的觉察到自己的责任，为着自己的责任、为着自己的承诺，而负责到底，这就是主体责任意识的觉醒。
    《商业周刊》日前评出了“史上最伟大的30位企业家”，评选不以财富规模为准，而是以财富创造方式和处理财富的方式为基准。企业家或者创建了一个新市场，或者让每况愈下的市场复兴，或者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这样才有资格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企业家候选人。几乎所有的上榜企业家都改变了自己的时代。例如，郑和创造了一个庞大的贸易帝国；亨利·福特(Henry Ford)将汽车带入大众市场；盖茨、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推动了信息时代的发展。
    这个评选标准，实质上就是对那些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家的褒奖。近读《贞观政要》，感触颇多，对责任自觉有了进一步的感悟。李世民开创一代大唐盛世，跟他内在很强的一种自觉意识密切相关。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君道
    《贞观政要》的第一篇“君道”里，李世民坦然说出了他的治国之道：当国君的准则，必须首先安抚百姓。如果以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那就像割自己大腿的肉来填饱自己的肚子一样，肚子虽饱而性命不保。要想安定天下，必须首先端正自身。世上没有身正影斜的现象，也没有上治下乱的道理。我常想，损伤自身的不在外部事物，都是由自身的贪欲而酿成祸患。      
    这显示了李世民对作为一个君主对责任的自觉意识。在李世民看来，古代能称之为圣贤君主的，都是能体悟自身，深深地了解自己，因而能够“远体诸物”（远而推及到一切事物）。
    贞观初年的这个宣言，是清朗的贞观之治的源头。把这段话作为《贞观政要》开始第一句话，意味深远。责任不是外加的，必定是内生的。一个君主，是“内生”心理控制源，还是“外生”心理控制源，对一个君主，或一个统帅，或任何一个组织的首脑，都是很重要的起点。这个首脑如何把握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想达到什么目标，立下什么志向，是尤为重要的。
    志存高远、为民谋福利、为历史写篇章，这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君道和责任自觉。企业家也要有责任自觉或使命意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的愿景和价值对提升企业竞争力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企业家也应该有一种从个人私利向公共利益的转变。能否自觉谋求人类福祉，能否有为国家贡献一点商业思维和商业模式的冲动，能否为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提供新养料和新环境，决定了一个企业家是卑下还是崇高的重要转折点。
    为企业之道，先“存客户”。如果损客户以奉养自身，就像割大腿肉来填饱肚子，肚子饱了，生命也就失去了。同理可以推及员工。损害员工的利益，以积累个人财富，财富积累起来了，也就是众叛亲离的时候。要知道，一个人防范1000个人的算计，胜算很少。“存客户”，“存员工”，看上去很平常，却是商场上的至理。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涉及一个人，一个企业家如何把握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一个小企业所思考的问题是生存，生存的含义就是利润和增长；一个中型企业思考的问题也是生存，生存的含义拓展到可持续增长和利润；一个大型企业思考的问题依然是生存，生存的含义则是企业可持续的增长与盈利能力是否与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相和谐。企业不只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平台，更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平台。如果一个企业版图的扩张是建立在反社会进步的基础上，那么这样的企业是没有生命力的。而一个大企业如果不能推进社会进步，则也会为客户和社会所抛弃。
“主人”和“奴隶”
    唐太宗李世民问近臣萧裕如何评价隋文帝。萧裕说，隋文帝励精图治成就了一番霸业。可惜对人太过苛刻，以至于没有一批能臣所用。李世民笑笑说，萧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接着说出对隋文帝的一段考评，意味深远。
    隋文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剑桥中国隋唐史》这样评价道：“隋朝消灭了其前人的过时的和无效率的制度，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结构，在长期政治分裂的各地区发展了共同的文化意识，这一切同样了不起。”
    李世民对隋文帝的评价，却很独到：“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就是说，隋文帝对人性悟得太透彻，知道人心叵测，千奇百怪。他是通过篡夺了女婿的皇位而建立了隋朝，难免怕有人觊觎他的皇位。于是谁也不能相信。他居高临下，看到的到处是不负责任的委过与贪婪的钻营。因此他御下特别严格。自己把自己放在了什么都懂的位置上，不得不事必躬亲，励精图治。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对于一个人来说，哪怕是一天处理10件事，判断对了5件，也是不小的成就，但是对于皇帝来说，做错了的判断执行下去就是滔天恶浪。隋文帝上台之始不见得有多么正大光明，但要给人以果断明快的印象，必得乾纲独断，而隋文帝内力不逮，只能是刚愎自用。日久，旁边的人也不多言，只拣喜欢听的说，故此也得不到什么高招。表面上能与臣下对谈，实际上什么也听不进去。最后被妻儿所弑。 
    把李世民对隋文帝的这个评价，抹去一些特定的词汇，放到今天的企业家族群上去，可谓准确地反映了当今企业家的心态。初步的成功可以靠能力，但进一步的、持续的成功必须靠人格。人如果稍有成功就恃才傲物，表面上一览众山小，实际上做了自己才能的“奴隶”，就意味着开始失败。只有“心明”的人格这位“主人”能够当家作主，聪明才会变成“睿智”。通常企业家自觉或者不自觉都作了自己能力的奴隶。宗庆后在娃哈哈系的几个经营主体用一套班子，董事长、总经理一肩挑，而且不设副总经理，是被一种内在恐惧统摄或拘押的典型。
“内控”与“外控”
    中国企业家在创业之初，全身心投入，他们精力充沛、目光敏锐、善于捕捉机遇，而且才能非凡。他自己的能力，在昨天是他成功的主因，在今天却成了他继续往前走的负累。为什么？多数企业家依靠的是自己个人的智慧和能力，却不懂得驾驭他人和他的团队能力，没有体会到企业家角色已经开始转移了，从个人能力的集中爆发转向了团队能力建设。到处充斥着的背叛与低效，使得这些年轻有为的企业家不得不把一切运作统揽于一身。短期的强压可以奏效，长期的超常支出，极大的损害了他们的身体和精神。他们也想转化，苦于没有可信赖的人交接。他们太有才了，很容易看出别人的荒唐和不尽心。跟随身边打拼多少年的人都显露出不可信的品质，他们怎么去相信只是看着他功名利禄而来的人呢？
    在这些企业家看来，把他们从“主人”驱赶为“奴隶”的，正是这个缺乏诚信的社会。这样把一切都推向环境或外因的做法，是一种外控心理控制源的逻辑。
    按照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心理学教授朱利安·B·罗特的观点，心理控制源是决定一个人是否具有责任心的决定性因素。具有外控心理控制源的人习惯于把责任推给不相干的因素，认为自己与事情的结果没有关系；而内控心理控制源的人会认为，事情的发生是因其自身而发生，因此责任在个人。一些人把生命的变故押在诸如小人、环境、命运甚至星座上；另外一些人非常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作为，并为后果承担责任。
    责任感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在幼年和青少年时期，人们常感觉到的并非自己而是父母、是老师和朋友们在做各种决定。长大以后人们会逐渐摆脱这种压力，开始对自己的决定更加有责任感。然而，有一些人永远长不大。他们的外控心理控制源是如此强烈，习惯于把不利的事情推到外在因素上。
    我们没有勇气和能力做自己的主人，只因为我们还无法去除自己的傲慢、贪求与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