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起北京国际音乐节第一年的时候，《影响》杂志社社长王健坦率的说，当时周围的好多人并不看好它，认为撑不过三年五年。“人人都说中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北京国际音乐节包括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交响乐团都是沙漠里的绿洲，跟周围的不接轨。”
他记得第一届音乐节，傅聪先生一到北京，要一台施坦威，当时预算立刻就变了，终演时那台施坦威连租带运一场一万多块。“十年前一万多块比现在的十万还要贵，那会的剧场跟现在没法比，这本身也体现了一个中国演出市场的成长，这里面的甘苦，那是多得不计其数。”
十年
在北京国际音乐节十周年研讨会上，大多数人的发言都会提到一个人的名字——余隆。现任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基金会理事长、著名指挥家余隆当时从德国回到回北京，就是想把音乐节这个理念在国内实施。最终北京音乐台成为音乐节最早的发起者之一。当时的台长降巩民现在是北京市文化局局长，他记得余隆穿着件黑大衣、风尘仆仆的，拎着个包，大雪天晚上就找到台里来了。于是在音乐台食堂当时每一次午饭的话题都是音乐节，音乐节也就随着每顿饭一步一步地推进。
作为报道音乐节多年的专业记者，陈志音从首演作品的角度认可了十年来国际音乐节的开创性。2002年第五届音乐节时候，德奥现代作曲家阿尔班?贝尔格的歌剧《璐璐》在中国首演及亚洲首演。“当时被称作一个文化事件。《爱乐》杂志时任主编刘雪枫坦言，这样的极限歌剧拼死也要去看。”
陈志音说，最盛大的中国首演要数2005年第五届开幕式的马勒第八千人交响曲和和2005年第八届瓦格纳的四联乐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前者开创了中国舞台单场音乐会演员人数最多的新记录，后者填补了中外戏剧交流史上的空白。这部需要四个晚上，总共15个小时才能窥其全貌的舞台节庆典剧，在拜洛依特音乐节首演继130年后终于在北京粉墨登场，成为中国歌剧演出史上的一个壮举。著名音乐家吴祖强记得，当时每次演出完毕大家起立鼓掌时间长达十分钟，成为音乐节歌剧演出的高峰。
有一部《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的纪录片，记录的是20年前斯特恩访华时的场景，其实就是当时的“大师班”。当时发现的中国少年音乐天才徐惟聆、王健、潘纯，而今已成长为新生代音乐家的代表人物。著名音乐家卞祖善在研讨会上讲述了被广大音乐听众誉为“世纪绝唱”的1999年北京国际音乐节闭幕式音乐会，当晚小斯特恩指挥中国交响乐团和三位青年音乐家同台演出了贝多芬的C大调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协奏曲，音乐会洋溢着世代传承的精神，听众无不为之动容。
刘雪枫也特别推崇音乐节演出时同步进行的大师班形式，“可以说一个学生学了四年，这个大师班有时候10几分钟半个小时的大师的讲解，可能决定了这个孩子未来音乐发展一生的方向，因为大师有一种言简意赅的，是自己一生经验浓缩的结果。”
城市生活
《影响》杂志主编谌强的感受是，作为一个音乐节来说，如果十年没有，人们一样要工作、一样要生活，北京继续会发展，但是生活会缺少很多东西，这个城市也会平淡，“十年，我们已经感受到音乐节带来的精神上的收获。”
社会公共生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音乐的公共生活。西方19世纪到20世纪的社会生活中，古典音乐对于帮助恢复国民信心、提高国民素质，起了很大的作用。刘雪枫说，在我国如何使音乐更进一步的社会化和公共化，主要是如何在大学生、精英阶层，或者潜在的精英阶层进行音乐普及工作，这种普及不是一个音乐ABC的问题，涉及到音乐较高层面的认知水平和能力。
音乐节如何在进入社区上下工夫呢？“萨尔斯堡有很多的欧洲的音乐节，他们很多的节目都属于社区，因为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教堂，教堂在音乐节当中演出不断，这种演出听众以本地人为主，反倒是大剧院、大音乐厅的听众都是以游客为主。”北京市文化局局长降巩民也感受过这一点，“一个20万人口的小城，到了艺术节期间基本上要达到40-50万人，它整个艺术节的经济效益和对萨尔斯堡的贡献率可以说至少占整个城市的税收的2/3，还有各个方面的收入和对城市的推动。”
北京国际音乐节每次主办的时候都会给孩子们提供专场和免费场。著名音乐家徐沛东认为，这是一个远期投资的项目和培养扩充观众群的工程。“今天被动跟随家长的孩子，将来可能就是主动引领孩子的家长。”
中国概念
从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到“中国概念”的转移，这是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先生提出的音乐节的发展脉络。在前三届的节目单上，人们见到体现中国特色的节目主要包括管弦乐曲，中国合唱曲，各种形式的民族协奏、合奏、独奏曲，少数民族音乐专场。而第四届中两个前卫的中国现代作品，谭盾的《卧虎藏龙的》协奏曲和《永恒的水》协奏曲，演出后引起的舆论和理论界的轩然大波，启发了组织者将音乐节作为展示中国当代音乐作品的主要平台。于是第五届推出了陈其钢和叶小刚的专场新作品音乐会，也是在这届音乐节上，艺术总监余隆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口号中的“中国特色”调整为“中国气派”。
直到2006年第九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提出“一个概念、四个专题”时，才正式把“中国概念”再次提出。王文章先生说，这标志着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得到了国际乐坛的认可，对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创作也是一个回望，包括江南丝竹，潮州丝弦，琵琶合奏等作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对传统民间艺术有了拓展与改革，引人注目的是2004年上演的全本昆曲《牡丹亭》和2006年上演的加长版《桃花扇》。
对于音乐节的未来发展空间，王文章给出了很多的思考方向，比如在节目的配置上，经典和现代的作品怎样搭配更合理？怎样让成熟的节目品牌化，从而进一步打造核心的竞争力？怎么能使中国概念的节目走出舞台，走向学生和大众，让观众从“小众”逐步成为更扩大的群体？音乐节的节目（包括引进的西方经典曲目）有没有更中国化的传播方式？柏林夏季森林音乐会那样的露天演出对我们有什么启发？能不能以演出平台为轴心进行多平台链接，把音乐、交通、旅游等构建为一个多层次的复合文化平台？怎样让“中国概念”和“北京特色”擦出火花？这些问题都需要静下心来做进一步的、深一层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