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岳

不管我们主观上的想法怎么样，当中国崛起的时候我们那些同样崛起的邻国（如印度与越南），或者本来就有相当经济水平的邻国（日本和韩国），或者与中国存在着政治价值观差异的强国（如美国），或者在国家统一问题上有不同追求的分裂势力（如台独力量）必然在客观上感到威胁。在中国经济未来继续发展的条件下，适当的军事发展不仅必然而且还要充分。但是这一方面会刺激地区甚至全球军备竞赛的发展，同时也有可能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始背上沉重负担从而影响其发展的可持续性。实际上，如果我们回顾当初甚至部分到今天苏联在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军备竞赛、埃及与以色列的军备竞赛，相对可持续与相对不可持续一方均有其相近处，这不可以不作为中国军备发展的借鉴。 

以美国为代表的可持续一方的基本经验就是军民一体模式。这个模式的基本原理是将军工能力蕴于民用产业中，军方使用预算从不同民间机构采购研发品与制成品，民用产业在为军方提供服务的同时加强了相关技术的扩散与使用能力，这一方面加强了产业界的规模产研能力并减少了军民二元制下的宏观经济成本，同时减少了军工专业化下的产能消化与需求不稳定的产能虚耗问题，还为部分最前沿技术的开发提供了民间投资通常不会提供的支持（互联网、喷气飞机技术、部分生物医药尖端技术都来自美国军方的前期研究资助，军方甚至介入特异功能、外星人的探测与研究），而且某些民用技术也可以充分地为军工需要所利用。这一机制一旦形成，战争预期与真实的有限战争就成为新技术研发的动力、新产品实验的场所与产品技术升级的理由，而且由于有考验度严酷的实际战争的检验压力，新技术与新产品的精度要求与技术发展都有更为严格的要求。在这样的体制下，军备竞赛不是问题，因为这个体制自己就已经制造了足够强的自我激励机制，当然也需要实际的战争机会。我甚至可以想见，建立在这种体制上的研发生产机制，每十年没有战争机会大概就有人要着急得发跳了。而与这一体制相比，专业军工体制耗费的经济资源更多，产能闲置更明显，资源转移效率低，军民生产机制之间的资源矛盾性强，因此其可持续性要低得多，而且在长期竞争中必然要被军民一体制拖垮。结论很清晰，中国的军备机制应迅速地向军民一体制转化，国防科工委应从专业军工的研发生产管理单位转变为研发产品采购的计划管理机关，当然在新的体制下对于体制外机构的管理协调的要求高了，对于生产技术情报管理的要求高了。但这是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