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曾经在北大的校园外游荡吧，你一定记得城府路上的雕刻时光和万圣书园，他们那么小，甚至有些慵懒颓旧的。那一年春天，我在这条街上拍过看书的白发老太太和温州发廊的照片，他们和当时的咖啡馆以及书店，已经随着城市建设的推土机在我的生活里消失了。

2005年，关于索家村艺术营该不该拆的问题曾经上过我们报纸生活方式的头版，一边是几十个艺术家希望保存自己刚刚修缮的工作室，一边是国家对于城市违章建筑的法律公文，拆与不拆，中间曲折反复，到了年底，这个很多艺术家搬进去不到半年的艺术村还是被拆掉了，比起当时留或拆的争论，最后这个村子的消失几乎是悄无声息的。

在你还没来得及叹息的时候，新一轮的建设又激起了你的好奇。

穿过市民居住的人民美术印刷厂西楼，楼梯上还有这里作为80年代生产空间的诸多痕迹，到了三楼，空间豁然开朗。

重新吊起的空间大梁、从顶到地的宽阔书架，全部打开的空间，透亮、净白的墙面和地面，玻璃窗外还是北京灰蒙蒙的胡同和老树，十几个年轻人在安静工作。

这个隐藏在胡同和旧厂房中的空间，在2月18日才举办了开业的派对，来的除了北京建筑界的各色人等，还有很多新鲜年轻的面孔。
这是建筑事务所MAD在北京的办公室，他们在两月之前发现这个空间，以最快的速度改造了印刷厂几近废弃的厂房，建筑师们将在北京的老城区和旧厂房中开始设计城市的新空间。

在这静白宽阔的空间外，是正在大拆大建的城市。去年，MAD的创建人马岩松给我展示的还是他参加国际国内建筑竞赛的获奖方案，从纽约世贸重建方案到广州——这些未建成的方案也许将永远存留在电脑档案里。时隔一年，他已经开始进入正在建设中的工作状态，建设的项目从北京的私人别墅到上海的艺术广场。

这个刚刚建立两年的建筑师事务所，马岩松和他的合伙人都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有相似的学习背景，在西方接受专业教育，回国也赶上了城市建设加速的时候，从最初雄心勃勃的世贸重建设计方案，到现在从私人别墅开始着手的现实工作，他们的经历让我想到了不久前在上海采访安藤忠雄，20多岁的他，不断在城市中寻找自己希望修建的空间，做未经授权的设计，这些未建成的理想，在他职业生涯的后期他都在找空间实现，这位亚洲建筑师的代表人物，最初的建筑也是一座小型的民用住宅。这位和日本战后经济成长几乎同步的建筑家，不断在中国的展览和演讲中，提到建筑与环境的关系，对变化中的中国城市建筑提出质疑。

从胡同到石库门，文化上的捍卫和批评并不能阻止城市规划和开发的脚步，这城市以荒诞的方式生长，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觉得地压倒一切——旧的胡同和厂房一边在大片消失，而新的空间在残存的废墟上忽然产生奇妙的再造；国际建筑师的巨型建筑施工现场外，是依然生机勃勃的摊贩和杂货铺；艺术家们开拓的798能否被保留还是一个存疑，那边建筑师在后海又开了画廊和工作室。

当798究竟会不会拆的问题依旧没有最后落定的时候尽管推土机的来临足够迅速，但这城市个体的创造力也足够惊人。我们原有的城市在轰然消失的时候，在废弃的厂房和破败的庭院中，新生的空间，也在不断出现。

这是今日北京需要不断刷新的城市地图，绝对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都无法适应这城市变换的节奏，regeneration，重生，不是以代为单位，而是以扭曲和错位的方式交叉进行，开发商在推土机过后，也有的会找来最新概念的节能建筑，而艺术家和建筑师以乐观的游击战的方法，以几年不等的租约在未来不明的仓库和厂房里建造短暂的乌托邦。

在行动中轰隆前行的城市已经来不及考虑十年或者五十年这样更久的未来，不无草率的乐观和莫辨未来的焦虑，激励着、折磨着，在城市中生存的人。

一年前，我看着马岩松图纸上的那些狂想，很多人疑问这样的方案能否在中国实现，一年后，他的若干计划已经在实施中，我们在他的新办公室里交谈，要告辞的时候，他说也许明年你在办公室就很难找到我了，“我那时候应该在工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