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我在第四街和第八大道交叉处的一家咖啡馆里，旁边坐了两个人，当我们开始交谈，我发现其中一个人有浓重的得克萨斯口音，于是我问他从哪儿来。

“纽约。”他说。

“那你怎么会有那么重的得克萨斯口音？”我问他。

“我在军队里呆过。”

“在军队里呆过就会染上得克萨斯口音吗？”我当时的表情肯定没有掩饰住我的好奇心。

“这基本上是一种保护色，”他说，“因为在军队里，你要是个犹太人，他们就会给你起各种外号，嘲笑你，让你不好过，所以我假装来自得克萨斯。”他说他离开军队已经八个月了，但这个老习惯还没改掉。然后我们互相做了自我介绍。他的名字叫诺曼·梅勒。

——马龙·白兰度，演员

我们那会儿住在皮尔朋特大街，那个街区通常都很安静，不过一天下午，我忽然听见外边一阵吵闹声，心想没准儿要发生什么暴力事件，于是打开了大门，发现门口的台阶上坐着一个穿军装的小个子年轻男人，还有我楼上的漂亮女邻居。他们看见我出来立刻安静了下来。我想警报解除，就回到了公寓里。不过过了一阵子，我再次在街上见到了这个小个子男人，只不过这回他没穿军装。他朝我走过来，跟我说他叫诺曼·梅勒，是个作家。他说刚看了我的戏《我的诸子》。“我也能写出这样的戏来”，他说。他说得那么直接，我忍不住笑起来，不过他对这件事可是百分之百的严肃认真，而且在此后的多年里断断续续地做了些尝试。那时我正苦心经营我的文学生涯，几乎交不上什么朋友，但是梅勒看上去更像是要说服我而不是来交什么朋友。虽然我们底子里很像，但是却说不到一起去。

总之，虽然有好多年我们彼此住得很近，但几乎没什么交集。

——阿瑟·米勒，剧作家

1948年，我正在给 《纽约客》的“城中事”栏目写东西，当时梅勒刚刚出版了他的畅销书 《裸者与死者》（他那时是个25岁的模样好看的年轻人，蓝眼睛，大耳朵，声音柔和，有一股行事直接了当的做派。梅勒对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存在感到微微的不安，他觉得这两个俄国人已经把能写的都写尽了，而他自己，注定是要写小说的人）。后来，我们成了朋友。我们互相跟对方坦白自己最想成为的人，我说我要做世界上最好的女记者，他说他要成为最棒的小说家。

——莉莉安·罗斯，《纽约客》记者

诺曼·梅勒起身讲话，他是年轻的文学新星，仍处在《裸者与死者》带来的盛名光环之下。梅勒说美国和俄罗斯都在成为“国家资本主义”，他不得不表示他的悲观——看起来和平是没什么指望了。

演讲结束后，我走过去对梅勒做自我介绍——离近了他看上去还像个小孩子——我说我觉得他的演讲很“诚实”，他露齿而笑，带着他自己特有的不是让他更靠近天堂就是更接近地狱的古怪魅力。“不，”他说，“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诚实。”我心想，得了，别装了，不过我什么都没有说。我们约定了再次见面。

——欧文·豪，学者/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