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茜
“这就是南锣鼓巷！”当你发现这一点的时候，700多年已经飕乎过去，但它依然活着。它北接鼓楼东大街，南接地安门东大街，西接地安门外大街，东接交道口南大街。元大都的规划者刘秉忠将这4条街围合而成的长方形地块划做了两个坊。以南锣鼓巷为界，东面是“昭回坊”，西边是“靖恭坊”，南锣鼓巷是两坊间的分界巷。
不消说，这个基本还保留着当时城市建制的地带仍有着700多年前那个伟大城市的物质性，靠着它，你甚至能听到城市持续生长的呼吸。从南锣鼓巷往北走，巷子还保留着鱼骨（又称蜈蚣的）形状。沙井副食店是老店了，早上太阳出来以后，把街面慢慢烤热了，老人家们从各个胡同走出来，在沙井口蹲着，看看人，唠唠磕，逗逗狗。将近中午，街面上时新的小店开门，各种从城市各处钻出的生面孔出现在 “沙漏”、“过客”、“白立方”的台面之后，吃饭、喝茶、写字、拍照、闲逛。当然，文宇奶酪店是老店了，老板文宇的爷爷过去专门给清朝的皇亲国戚做奶酪吃，现在换成文宇继承了手艺，守着看起来还像国营副食店的门脸，每天限量提供奶酪。杏仁豆腐要搭配前一天备下的桂花糖水，几块钱一碗，装在朴素的白碗中，是胡同也是老北京的吃食。
其他小店换得快，刚在巷子里开业不到1年的烧肉人已经渐入老店行列。
南锣鼓巷的北口接着鼓楼东大街，今天的鼓楼以西，旧鼓楼大街的南端和北端曾经是元大都的中心位置 “中心台”。这一带相当于今天的CBD，各种集市——米市、面市、缎子市、皮货市、帽子市、鹅鸭市、柴炭市和铁器市以至出售便宜货的穷汉市一应俱全，且行业齐全，划分精细。各条街巷之中还分布着很多私营手工业作坊。
比起南锣鼓巷，这毗邻的一块占着地面广，省去了被展览的嫌疑，新旧生活的痕迹更广泛地撒在钟鼓楼之间、鼓楼东大街、鼓楼大街、地安门、后海、甚至到积水潭。豆腐池胡同的边上就是大菜市场，往外走，可就是喝咖啡的地方。
这是城中看得见的新旧混生之处，芜杂的声音在这里此起彼落；是一个如同卡尔维诺笔下的 “看不见的城市”，但又是一个个鲜活的“新北京人”创造的“新北京”。
胡同深处南锣鼓巷
2007年初，台湾人许玮泰刚刚在南锣鼓巷的黑芝麻胡同开了 “烧肉人”，有时早上去店里，不小心一脚油门踩大了，哗地一下就直接奔到东四十条，找不到南锣鼓巷。他说，这些巷子看起来又小又相似，我开始根本不知道南锣鼓巷有些什么历史，只知道，哇，原来这就是教科书上说的胡同。
其实，2007年的南锣鼓巷早不是寂寂无闻的胡同。从2002年的第一家酒吧“过客”开始，里面的各种酒吧小铺咖啡店和老北京传统生活的特色已经令它变成继后海酒吧街之后最有特色的“传统文化街”。正是南锣鼓巷的名气，只短短的几个月，“烧肉人”成为北京一个十分有人气的去处。
许纬泰的家人朋友都叫他大尾，他把台湾的13家店叫做“肝悲”，把内地的店叫做“烧肉人”，但卖的东西都一样，“舌吻十秒即送一盘牛舌”是店里的传统游戏。
“舌吻十秒在台湾太普通了，不用你去发告示，大家在街头都在吻；上海人很西化，和台湾人也没什么不同；最好玩是北京，大老爷们吃喝都很豪爽，但是内心其实很内向，有时候店员鼓动他们接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她）可能是很想试一试的，但是却很害羞。”
“烧肉人”这三个字对他来说很顺理成章，因为“北方人总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一个店的名字一定要符合地气”大家才容易理解。这个地气的确也是在南锣鼓巷才打通。在此之前，他在上海南昌路的店经营得并不成功，支持了3年后不得不难过地关门。
在北京找地方开店的时候，他第一次来南锣鼓巷。那时的“烧肉人”的前身是家咖啡店，前店主也是一个比较文艺的年轻人。
开始大尾也在心中问自己，“在这地方开店好吗？”后来慢慢喜欢上了，“北京才算是中国，你说上海新，但我不觉得。从建筑来讲，你要建个新的很容易，但要建个旧的却很难。上海的弄堂就算有也几乎不是上海人的，也不是中国人的，都是老外的。去上海做生意，那里的台湾人不是总经理就是总监，可是真的脚踏实地在工作吗？台湾现在有钱的很有钱，没钱的根本来不了中国。中间那些不上不下的人来中国有时就显得很浮躁。可是来北京的台湾人大都很低调，大家都在踏踏实实做事。这就是我想留在北京的原因。”
去年的南锣鼓巷变化很大，立了牌坊不说，街道改造从10月份持续到今年初。大尾带着我们巷头巷尾走了一圈，他在巷南头的“安行”买了张2块钱的卷饼，又带着我们到“9点半”喝咖啡。
大尾往胡同的北边看了看，跑进几家熟悉店打过招呼，但早上10点的这条街显然更本地，有遛狗骑车的，各店的老板们却大多还在梦乡。从南边到北边，咖啡店和酒吧加起来有七八十家。
作为新北京人，烧肉人1号店令大尾无意间深入了胡同，但他的日常生活轨迹却正在和南锣鼓巷越来越远。他住在东三环，喜欢去新光天地买东西，会为在新光天地买到的一种速食面而流泪。新的烧肉人也选在CBD的今日美术馆附近，不日即将开张。
在鼓楼长大的滋味
哥伦比亚人安迪 （AndresMora）已经在北京待了7年。他能清楚地分辨鼓楼东大街和外大街，也熟悉能到达这儿的地铁和各路公共汽车。
作为南美洲的留学生，安迪大老远跑到中国学电影，一开始就把日子过得很扎实。中国对他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1997年，他和摄制旅游纪录片的父亲HectorMora来中国拍摄了一个关于香港回归的纪录片，在北京、上海、西安、广州、深圳和香港绕了一圈，在北京过生日。
2002年，他完成安第斯大学的人类学课程之后，中国碰巧在哥伦比亚招收6个学生，提供奖学金。
2002年的鼓楼和1997年的鼓楼并没有多少差别。但是2002年夏天的非典让大家发现了户外的好处，后海一带火了，鼓楼和后海近，安迪不喜欢后海那人潮涌动的氛围，独爱鼓楼。他的同学有的从欧美国家来，经济条件很好，每天从电影学院打车去鼓楼喝咖啡。安迪每个月只有1000块钱的生活费，每天只能花35块钱，所以他只能说，“我不能跟你们去喝咖啡”。“搭公共车只花一两块钱。我先坐到前门，下车买碗茶喝，再换车到鼓楼。北京变化还没那么快，但每天买张报纸读一读就能慢慢感受到北京的变化。”2004年，北京开始旧鼓楼大街改造拓宽，很多老房子被推倒了。“那时我没钱买DV带，只能买乐凯的胶卷去拍。后来我的德国朋友送给我一个超8毫米摄影机，我就开始研究。北京那种七十年代的感觉太适合用超8拍了，有非常强烈的质感。”七十年代对于安迪来说是历史痕迹和好奇，“北京人像哲学家一样，对怎么活法有种本土的智慧。他们很懂得历史，我的感觉不是那种在课堂里打小背下来的书，而是他们打小就了解的东西，比如方向感。”
2007年，他决定把超8收起来。“原来我住在团结湖，有一家我很喜欢吃东北菜馆子叫‘东北人’，以前经常去吃窝窝头。哥伦比亚盛产玉米，那家菜馆的窝窝头很好吃。后来我带着朋友去吃饭，那家店拆得只剩下一堆破砖。2006年我带我爸去朋友的家过中秋节，过了一个月我朋友就搬家了，那也拆了。”
钟楼和鼓楼中间的广场上，一些骑三轮车的车夫穿着胡同游的马甲踢着毽子，冬日的阳光淡淡地投在他们的身上。一对夫妇溜着贵宾狗进了咖啡馆，买了早晨的两杯外带咖啡。一个日本导游带着她的客人拿着北京地图比比划划。沿鼓楼北边走，“豆腐池胡同”曾让安迪大伤脑筋，不过问过的人也不确定这是不是跟做豆腐有关，那些知道掌故的老北京不容易碰上，而新北京人只能琢磨。
目前，安迪在一家做影视技术服务的德国公司工作。随着北京奥运的临近，这家公司的员工在持续增加，业务也常常和奥运沾边。很多广告把拍摄地选到北京，连西班牙一个常常在电视节目上推广美食的大厨也说，“我要去北京做菜”。
安迪的一个关于北京的想法是“拍摄300路公共汽车”，这些年来300路环绕北京三环路，他做学生的时候常常坐。“里面的人和外面的建筑这五年的变化超乎想象。北航、学院路变化也大。哥伦比亚是个不太发达的国家，建个建筑如果有问题会等个二三年。但中国快的气势好像英国的工业革命一样。”
他喜欢两年前的南锣鼓巷，后海早就不去，但是“西海还行”，他常常买一瓶啤酒跟钓鱼的人闲聊，一下午一会就过去了。他把生活在北京的外地和外国人都归到“新北京人”里，使劲跟我们介绍一家鼓楼附近新近开张的贵州餐厅，服务生都穿着苗族的衣服，但东西很好吃。对于生于90后另一个范畴的“新北京人”，他像那些在西海边钓鱼的老人一样感叹，“不一样了，时代不一样，人的想法也不一样了。他们是在经济优越的环境长大的，跟美国60年代一样。“随后，他字正腔圆地吐出三个字——“啃老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