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跃进》是马俪文的第三个电影，她说这个片子像个新鲜的小怪物，从剧本开始就是，直到到了她手里拍出来还是，“小怪物”不是个贬义词，只是对它的类型难以定案——“你说它是喜剧，它不会让你大笑，里边还有点小感情，也不会让你哭，有暴力有悬疑，但它又不是推理剧。按理说这样应该是个很平淡的电影，但它绝不是个很平淡、很无聊、让人打哈欠的电影，而是一个优点和缺点并存的东西。”
马俪文到电影院去看了自己的电影，华星的7点半场，她坐在最后一排靠边的椅子上，前边只有第一、二排一半座位空着，观众要么集中精神在看，要么一笑，不过也不是暴笑，大家看上去都挺开心。上映三天，票房八百多万，五百万的小投资，成绩已经很好。上一个片子 《我们俩》基本上没走市场，靠着口碑传播。那时中影的院线有两百多块银幕，现在已经有五百块，成本小但有些市场价值的片子有机会进到电影院，投资也更多，“有的是喜欢电影，有的是洗钱，有的被骗进来，有的想骗钱，很热闹。投资方的目的和心情都不一样，遇上个明白人不容易，拍电影很多时候得靠天时地利人和。”
《我叫刘跃进》是中影集团“作家电影”计划里的一部，作家刘震云操刀剧本，说的是一个叫刘跃进的河南籍工地厨子，路上被人抢了包，包里的钱还算小事，关键里边有一张要人命的欠条，六年前老婆跟人跑了，对方给他打了个欠条，六年后给六千块钱。鸭厂里一群老爷们组了一个黑社会，刘跃请求他们帮忙找人——自然是要收费的。抢包那位接了个新活儿，溜进贝多芬别墅去偷一个有钱人家，只偷出来一个手包，里边有个更要人命的物件——牵扯的不只一条人命，行贿受贿的证据都在里边，贼逃跑途中扔了包，被尾随其后的刘跃进捡到，于是各路人马都盯上了他。一个事引发另一个事，农民工、商人、高官、警察、黑社会，装备更精良的正规黑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卷进来，撒谎、打劫、逼供、杀人，炖成一锅粥。有人说看不懂，“你说这么多人在里头，会有这样的成分在，我也不能说给他弄下去几个人物，就是东冒一个贼西冒一个贼出来，也不用看得太懂。”
我们见面赶上了北京的大风天，三里屯北街整一条街没有热度的阳光，随便挑了一家酒吧进去，人很少，店员看上去无所事事，一个中国姑娘正大声地用英文讲着电话。我之后她还要见一拨人，中间临时被通知去一趟中影，满满腾腾的一个下午的安排。她在北京十几年了，这城市不舒服，但是个做事的地方。《我叫刘跃进》里大部分景取在CBD、国贸和SOHO的一圈楼，高大，直挺挺地从镜头里压下来。是不是也想反映一下这个城市的变化？她说拍的时候真没想，就想着怎么把这么多的人物弄明白齐整了。剧本有刘震云管，宣传由制作公司来定，她只管拍，45天的拍摄周期，一口气做完。
有人嫌节奏太快，说导演一脚油门踩下去就不管了。马俪文说她还觉得不够快，至于踩油门，说得倒是很对，剧组的弟兄们都等着她开车呢，痛痛快快拍完过年。这是个商业片，她很清楚，又有票房又能得奖，还有口碑的美事太少，心态往后退，不能太介意。她客气地称为“不同的声音”说《我叫刘跃进》快被评为年度大烂片了，“要是真给颁给金酸莓奖我就去领”，顿了一下又说，也不可能年度最差，还是挺好的一个电影。
黑色幽默，男人戏，交错复杂的人物关系，女性导演，前两部感情细腻的作品打底子，让人心生疑惑，导演能否控制得了？“其实有控制，电影有它的风格，我是想明白了才做的”。
“黑色幽默”是宣传点，这是制作公司的定位，按她看过剧本后的感觉，“就是一个一本正经的、紧张的情节剧，里边隐藏着一些有趣的细节，就是这么一类，在贺岁档上映的一个男人的电影。可是我现在这么说，估计别人也不信。”
电影是用宽银幕机器拍的，这种机器比普通机器要长上一倍，送去洗印，被告知要做一个数字中间片，五十万，钱没有，只能干接。“我觉得这个电影整个气场、气势，宽银幕显得痛快，我并不想要它花哨，各种小花活儿，花活儿必须有花活儿的细节，有人会说宁浩那个片子，他是拿DV拍的，镜头很灵活。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是这个故事最好的表达方式，影像上很大气。我挺喜欢这么尝试体会的，它对布光也有很多要求，场面大，但是好多老百姓也不看影像上的东西，主要看故事，从这个也可以学到经验吧。”
电影里有些慢镜头，有些跳跃的镜头，想着那么拍就那么拍了，无可解释，也没有刻意创新。“航拍”的一段，称不上是真正的航拍，用的是滑翔机而不是直升机，五百万的投资还不能那么个花钱法。翻车一段也不是真的“高科技”，朋友戏称“二维动画”，是假，似乎也没想着真，黑社会的面包车落水，老大不见了，一只猴子探头探脑地出来，也不是预设，演老大的尹力那天没来，他不乐意下水，临时租了猴子，有了老大变猴子的戏码。“再给猴子穿个跨栏背心就好了”，说到这马俪文也乐了。
“你觉得你是个有幽默感的人吗？”
“时有时无，放松点说点什么还行，有时很拘谨，不好意思，心想一段话都背了好多天了，怎么还这样，上不了台面。面对陌生群体会紧张。”虽然她说要有点娱乐精神，但跟她絮絮聊了半天得来的印象，她的形状仍然不是自然流畅地拼进“娱乐”的嘈杂热闹里，亦不是机灵搞怪。
马俪文总结《我叫刘跃进》，用的最多的一个说法就是“事情就是这么一个事情”。看完就完了，也不用去深究什么，她自己拍完也就完了，如同交功课，现在想得最多的是下一部要拍的《桃花运》怎么开机，《桃花运》本来应该是她的第三个电影，因为各种原因停了，剧本是她花了一年时间自己写出来的，做了不少采访——一个颇具魅力的小男人如何在一群情感缺失的女人之间游刃有余地骗钱骗色，被抓后这些女人还想方设法地捞他出来。这种是她喜欢和擅长拍的，就像当初看到张洁的小说时，立刻觉得自己能拍，于是开始四下找钱，那是她第一个电影。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的拍摄过程听上去围追堵截，兵荒马乱，“懂人，不懂技术”，她说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只会给演员说戏，技术方面什么都不懂，在片场说得最多的是，怎么办啊。拍了四天的三批样片全部作废，制片人把胶片扔到她面前，抛下一句，一堆垃圾。美术出问题，摄影出问题，录音后期一听好多没有录上，电影的技术审查险些没有通过。“技术是排在人之后的第二位，但是不懂技术也不行。”非得实打实地趟过一遍，才知道电影是怎么拍的。“现在看那个片子发现有好多问题，但当时那个能力和状态，拍出来就是它了”。到了《我们俩》，已经圆润了不少，“第二部比第三部好，从容点，东西小好施展，环境也小人也少”。都说《我们俩》是她的个人经历，到现在似乎不承认也不行了，的确有经历和感情在里边——她在中戏的学生时代。
马俪文在中戏念的是导演，学院里教的东西还是有用的，上午艺术课，下午实践课，看高年级的汇报演出，去电影学院观摩，每天骑着叮叮当当的自行车穿过学校旁边的小巷子，氛围的影响对她有作用，从前都是杂着来的，七拼八凑，对电影的系统的认识从学校开始，不过拍电影却得是在实践里一点一点磨炼。她似乎不是那种典型的文艺分子，也不属于思辨型，但是动起手来稳定，有感情，有细节，有滋有味，下判断说道理的时候少，多数时间在讲故事，贯穿其间的是一种相当朴素踏实的价值观。
价值观，或者说看人看事的方式也一直在变，跟拍电影一样，都是自己慢慢摸索，年纪越长越觉得拍电影是个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内容，看到别人坚持某样东西有时也会自责，有时就让它过去了。
“你要说想开了，也不是，每个人都很渺小，我就是小船在大海里顺波逐流，把自己这点东西运回老家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