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口甘口》
校订者止庵强调，《我的杂学》一文是本书中最为重要的一篇文字。果然。这篇文字全篇写于1944年夏天，分20小节，我试着将这20小节中带有书名号的部分单列，就得到一份书单——一份来自经验与诚意的启蒙书单。
“我的杂学的大部分实在是我随身的附属品，有如手表眼镜及草帽，或是吃下去的滋养品如牛奶糖之类，有这些帮助使我更舒服与健全，却并不曾把我变成高鼻深目以至有牛的气味。”（P96~97）
我喜欢这个“更舒服”的说法，好多癖好大都如此。不要赋予它更多意味的意思相当于不要试图责令芭蕾演绎家仇国恨。那款小小的足尖担当不起的。
周作人散文有着一种散步态的文字，语感徐缓，有静心止燥之效，宜睡前翻阅。此外，周作人语文是文白混用的语文，但不细想，几乎察觉不到，文白被他勾兑得匀称而自然。娓娓道来的闲聊式文风拉长了句子的悠游之韵，成语、俗语、僻字、僻词、典籍、典故的嵌入融入斑斓深厚信息。轻易不分段，好像一碟色香味俱全的硬菜，完整呈现的范式本身已经说明它不似凉拌萝卜皮。段内的腾挪、递进、分述以周延、周正、完备为要。
书中用作书名的那篇 《苦口甘口》本意是给文学青年浇凉水的，可满怀热忱在在皆是。“假如鸦片烟可以寓禁于征，那么我的意思或者可以说是寓反对于条件吧。”这是一瓢滚烫的凉水。
《关于来洛尼亚王国的十三个童话故事》
这是少见的故事书。故事书听上去老土的，可终究要看是谁写的。几年前读娜塔丽-巴比特的《魔鬼的故事》时就发现故事样式比小说样式更平易简洁。读“魔鬼”时，记住译者说的一句话：一个好故事是一件最好的礼物。
故事或小说，寓言或童话，传奇或游记，其实都无所谓，关键看是谁写，怎么写。写什么拼到最后拼的是哲学。就像马拉松运动员拼到最后拼的不是报效祖国的钢铁意志，不是勇夺金牌誓夺赏金的宏图大志，而是体内的糖。
来洛尼亚王国是作者虚构出的一个地方。用这个虚构的地方作背景，作者写下13个故事。本书由作者《关于来洛尼亚王国的十三个童话故事》和《天堂的钥匙》两本书合成。
在我阅读时，这本写于1963年的故事书里故事的背景被“翻拍”成北京。我们每天生活其中的那一团团的乱麻生活被那些故事逐一击中。每个白天或某个热闹的饭局都像通电了一样，扑扑拉拉闪烁出深蓝色的诡异之光。
我喜欢柯拉柯夫斯基叙述语调里的那种全知的智性，喜欢他那种鸟瞰的居高临下，喜欢他俯冲下来又滑翔开去的那种“超然的、争辩的、欲言又止、不动声色”（译者杨德友语）的语态。它有类似牧师布道时的中肯，醇厚，洞彻与空旷，甚至包括回声……可直到绕梁时分，我才恍然：我哪里就读懂了呢？
《晚清七十年》（唐德刚/著）
这本书我一直放在枕边，想起来就读一段，读一段，笑一段。有的读过还是觉得生，有的觉得生，似乎也熟……心里的话是：先有唐德刚，后有易中天……心里那话是有声儿的。得意得不行。说完又觉得不靠谱。这话没抬高易中天，却贬低了唐德刚。删了吧。就删了。
读完第二遍的时候，忽然发现唐德刚真是喜欢口语啊。当然，是那种书面的口语。叙述途中，该用“我”的地方，他喜欢用“笔者”这样的代词取而换之，一股子夫子腔。他的学术评书聊着聊着，“各位朋友！”之类的称谓热气腾腾地就冒了出来。“朋友，制造太监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体呢！”“读者贤达，您知道”……这种演讲稿式的口语互动配合上详尽的数字、精确的细节、丰润的史料，我枕边的这本泛黄的旧书已约等于一本翻开即是点播、阅读等于聆听的老早老早的百家讲坛……又开始不靠谱。再删了吧。
书的最后，作者计算美国、法国、苏俄、日本民主进程的时间表，得出的，是一个数字：80年。“那么辛亥革命在我们这从君主到民主的百年转型期中算个什么呢？曰：广义的辛亥革命（1890-1912）是我国历史上从君主到民主这个转型期的开始。狭义的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10日至1912年1月1日），则是个“开始的结束”（TheEndofBeginning)。如此而已”。这“如此而已”欲言又止，唯有一丝热辣叹息、尖刺无奈未及刹车，夺字而出。
《看不见的城市》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几乎就是我对西班牙文学的全部印象。更糟糕的是，就连“堂吉诃德”，我也只是一知半解。我不会自己欺骗自己。面对出现过近700多个人物、堪称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西班牙的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堂吉诃德》，我所了解的，不会超过一个盾牌或一辆风车，还都只是迷你型的摆件盾牌，摆件风车。
在如此情形下，西班牙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西班牙文学更是一座“看不见的城市”。这时，能帮助我的，是一些阅读观赏上的技巧，一些即兴式的联想和直觉……一眼望去，《看不见的城市》的架构本身已勾勒出作者的才华与慧眼。它用到了至少3种不同的文本样式叙述一个迷宫样的故事。
他先优裕地先还原出一个原本梦幻般的遗迹实体，然后环绕其周遭，闲庭信步。它的二四六八十双数的章节里的《看不见的城市回忆录》文本与一三五七九单数章节的爱情追逐文本相映成趣，因此，故事结束时，那座看不见的城市才真正浮现而出……这样的资源我们也有，没有的是有野心有匠心的作家。
2004年岁末，有一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作家尹丽川去后海喝酒。喝完酒，她在博客里说：一下雪，北京就成了北平……北平，这也是一座看不见的城市。可谁来写它呢？谁能让那样一个曾经的繁华旧都、人文中心哪怕在32开的纸张上复活呢？
《合肥四姊妹》
与张大春写《聆听父亲》相似，金安平写这本《合肥四姊妹》用到了张家家谱。族谱或县志是张大春在写《聆听父亲》时想象起跳的踏点，金安平则将张家家谱当作一种重新出发的原点。
金安平是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她应该就算是中国达人容闳、詹天佑、马寅初等等的校友吧？耶鲁大学校徽上“光明与真知”那几个字在本书里并不出现，只是以底色或背光的方式透过娓娓道来的故事、繁杂的生活细节、民俗细节等缓慢无声地洇渗出来。
它让一个四姊妹的集体回忆与动荡时局之间形成错杂的关联，让一个家族的编年史与一个时代的编年史互为映照。金徐缓而精致的叙述令人着迷，译文也妥帖无隙，浑然一体：那是一种类似明式家具的汉语文本：它有局部的厚拙和凝重，也有整体的阔大与圆浑。而这些所传递出的，则是一种经年不再古朴而沉穆的风韵。
读罢全书，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四姊妹的母亲陆英。在作者锱铢必较坚持不懈的打捞下，一位母亲脱离尘封跃然纸上。这个为张家生下四女五男、病逝时年仅三十七岁的妈妈像一个“校长”，调教出一家优秀儿女之外，还营造出一团温和风雅的家风。
她当然只是一只羸弱的薄命红颜之手，可就这只手推动了一个家族的繁旺，丰润了一种文化的无穷细节。临终，陆英除嘱将未开封的嫁妆转移娘家分赠亲友外，只为九个孩子的九个保姆每人赠送了200大洋……它让我想，这位贤妻良母对世事人心早已洞穿。她是一位伤感的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