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滢

2008年2月29日，香港文化中心剧场，荣念曾导演的《西游荒山泪》首演，舞台下座无虚席，舞台上惟留下两把木椅，一面白色幕墙，没有幕布，没有布景，台上清简，与台下人坦诚相对。

这是《西游荒山泪》在香港艺术节上的第一场演出。舞台极简，程式极简。多媒体幕墙上却是追问连绵，传统，未来；东方，西方；文化，经济；观众，舞台；台上，台下；体制，态度……它们对应的关系辩证怎样？一串一串问号从巨大的白色幕墙上连绵排出。

着西装在舞台上表演的内地京剧演员蓝天和董洪松也被这静寂的剧场氛围吸纳，惟有身段华严端凝，舞台光源明灭，时间被空间撑出开阔视野——剧场空间里，20世纪的格兰·顾尔德弹起1741年巴赫所作的变奏曲；比莉·荷利黛1958年的录音与去世前夕的程砚秋相遇；里芬斯塔尔《意志的胜利》片断交错着文化革命的呼喊。

在时空交错的实验剧场内，两鬓斑白的导演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而他提问的氛围不是激愤呼吁，反而异常冷静理性。他向台下的观众提出问题，他向香港艺术节提出问题，他向文化体制提出问题……在一组一组辩证追问的关系中，程砚秋的西方旅程在香港的实验剧场再次启程，在 “教堂”、“学校”、“火车站”、“剧场”和“机场”的转换中，舞台上的演员脱下长衫，现出西装。

程砚秋1932年到1933年之间，在欧洲的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瑞士等国考察超过了一年，“他参观各种剧场、大学、电影公司、博物馆，观摩不同类型作品的演出，参加会议、搜求书籍”，剧评人张秉权在《越界西游的程砚秋》一文描述这位京剧大师的欧游，“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介绍欧洲人认识京戏。”在这个过程中，“他更打算留在德国深造，认真地学习几年才回国，并去信夫人，预备接家人来欧定居。为显决心，他甚至吃肥肉、饮烈酒、抽雪茄，以增体重，并寄回照片，表示难以短期回到舞台。”

30年代初程砚秋的欧游旅程是荣念曾打开这个实验空间的引子，在柏林的教堂里，程砚秋清唱了一段《荒山泪》，荣念曾写到，“有了这一段教堂故事，正好启发我去创作一台有关文化跨越、艺术跨越的实验剧场。”

蓝天站在香港的实验剧场内，通过字幕告诉观众，“我现在借这个虚拟教堂，实验一段《荒山泪》唱腔”，唱词起——

“一刹时心神恍惚，戏里戏外谁在乎？阴阳交界荒山地，焦土连天神鬼哭。趁星辰把前程赴，奈何乱世把青春负。迷离世间一洒泪，繁华落尽再无寻觅处。

“想舞台人生百度，起落兴衰一幕幕。奇缘此生难快意，叶黄花谢无常住。原想把春光烂漫，满怀风流都留住。无奈异乡梦断处，从此殊途不同路。”

大量留白的剧场中，这段唱词经由以往工老生的蓝天、工花脸的董洪松、工小生的石小梅反复唱起，三位演员都在跨越各自的本行，唱的是程砚秋在《荒山泪》里饰演的明末女子张慧珠的唱段。

30年代已经位列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在欧洲将李白、杜甫的诗歌谱上西洋音乐，又用京昆唱西洋音乐，他还在水袖中融入现代舞的元素，荣念曾研究程砚秋在30年代的实验，转而感叹——“而现在，在京昆界，根本没人做这样的事。”

荣念曾和两个年轻的京剧演员的合作也是一个不断提问的过程，“我通过这个合作更清楚现在传统戏剧的体制跟现在传统戏剧教育的体制，它们的运作问题在哪里？在未来，中国戏曲有怎样的可能性？在一国两制的框架里面，不同的体制在文化互动上会有怎样的现象，会不会产生新的空间？”

荣念曾所说的“新的空间”并不囿于剧场。

他于1982年创立 “进念·二十面体”，1985年任艺术总监至今，参与编导了 《中国旅程》、《二三事》、《百年孤独》、《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等系列作品，他不仅在世界各地做戏剧实验和演出，创作亦跨越戏剧、装置、漫画等多个领域；他推动本地文化与建制的互动，是香港艺术发展局的创局成员和艺术教育局小组创组主席，他还参与策划成立世界文化论坛，也曾兼任香港政府中央政策小组成员，从艺术创作跨越到文化格局的改造和政治制度的协商，对于自己不曾停止的追问，他的回答就在身体力行中。一旦发现“新的空间”的可能性，就将空间从设想演进为现实。

这个火红年代的过来人，60年代在学生运动异常活跃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建筑；70年代到纽约首次参与组织亚裔族群的田野调查并创办了第一份以唐人街为主的杂志《Bridge》（《桥梁》）；1979年返回香港之后，正是他和他这一代希望要“改变世界”的年轻人，不断突破各种文化、社会和政治的边缘和界限，在香港的黄金时代中，他们的思考和作为，让先锋文化亦不曾缺席。

在香港社会建制渐趋严整的今日，进念从当初的边缘文化团体已经成为 “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国际实验剧团”（香港艺术节演出手册语），《西游荒山泪》演出平台香港艺术节的节目单上排满国际主流精英艺术团体，艺术节去年以97.5%票房打破往年纪录，今年的多场演出票也在开场前销售一空。虽然自己的剧目身在其中，自言仍记得“开始的那种spirit”的荣念曾依然对名牌化的艺术节提出问题——

“在这个艺术节里面，你看到好的音乐，好的舞蹈，好的戏剧，看完就看完了，那是不是只是一个文化消费？那跟我们去看一个演唱会，到夜总会去，分别在哪里？文化消费如果提升了文化品位和对高雅文化的认识、欣赏水平，没有什么不好，但在这之后是什么呢？”

在《西游荒山泪》在香港文化中心的三场表演结束之后，在跑马地荷塘道的进念办公室，面对在剧场中已经提出大串问题的荣念曾先生，我收到的还是他的连串问题。

以下是荣念曾先生接受采访的谈话内容：

为什么问问题？

我们在问自己很多问题，也有人说，你怎么只会问问题？其实问什么问题，没有问什么问题，我已经在做选择。评论本身如果没有一个更深入的程度的话，就建立不了一个互动的论述。要真的建立一个互动的论述的话，你是要用心的。

有人在演出完了第一天晚上说，有很多话你不用说了，我们都明白。我们来看你的戏，都知道你想讲什么了，你再讲一次，会不会有一点喋喋不休。

第二天的那场，我就将很多我要讲的话拿走了，其中一个理由不是他们跟我说我讲得太多，如果这个作品是我真的在照着镜子对自己说话，看得明白的人是不需要去讲的。

第二场演完了之后，我自己觉得很轻松，然后又有反映来了，有几个人来和我讲，可不可以再加一点，我们又开了一个小小的会，所以有一段又加了进去，就是这段——“我们对文化发展及跨文化交流和跨文化合作有没有想法和评议？我们对政治经济发展下文化体制的变动有没有态度？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关注，我想程砚秋地下有知，一定会觉得他走的路，并没有白走。”

到了第三场加了这段话，结束了之后，又有人来和我说有这个真好，这批人很多都是国内来的。我想，他们正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禁忌从哪里来？

进念成立二十多年了，我们一直是独立自由的，没有跟着经济市场政治原则、或者社会的价值观念去回应什么的，这样一个独立的声音在文化发展里是很重要的，文化发展要超越政治、经济的层面，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去评议、审视经济、政治和社会。

进念一开始就是Nonprofit(非营利）的团体，进念在1982年时开始时，好像是股份制一样，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承担。那个时候，为了期望有一个沟通、交流、讨论的平台，大家肯这样投入进去。到了80年代中期，有越来越多委托，管理体制有了一定的变化，需要有全职的人员来处理日常的事务，本来进念是一个全义工、接近艺术公社的团体，慢慢变成有人兼职和全职，整个组织本身也在成长，但我们都记得开始的那种spirit，那种精神。这常常提醒我们，组织的文化对我们发展组织很重要。

进念早期的作品都是触犯禁忌的，比较边缘、实验性的，到了无为无不为的阶段，其实就是要做很多实验。

早期进念的作品有些是触犯政治的禁忌，有些是触犯社会的禁忌，有些是触犯艺术馆里的禁忌，每个都有不同的特例，让我们重新思考，如果是政治禁忌，禁忌是从哪里来，政策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是社会禁忌，那道德观念从哪里来，价值观念从哪里来。与此相关，媒体的政策很重要，教育政策也很重要；如果艺术馆的禁忌出现了，那么也要问，艺术本身也存在很多内部的矛盾，我们是不是该深入地去了解，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政策、文化里面，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自不自觉这些问题？

会不会产生新的空间？

艺术创作本身就是一种评议。

我跟两个很年轻的京剧演员在合作，我通过这个合作更清楚现在传统戏剧的体制跟现在传统戏剧教育的体制，它们的运作问题在哪里？在未来中国戏曲有怎样的可能性？在“一国两制”的框架里面，不同的体制在文化互动上会有怎样的现象？会不会产生新的空间？“一国两制”的边缘在哪里？什么叫里面，什么叫外面？文化是比经济更长远的运作，在“一国两制”的发展下面，原来两制里的文化是不一样的，因为不一样，所以可以接受在这样的不一样中，产生新的互动。文化是“一国两制”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最容易忽略的。

两个地方的文化组织有什么区别？文化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文化曾经是政治工具，是宣传工具，在经济发展之后，又是娱乐工具。怎样才能启发它变成反省的、辩证的、评议的工具呢？这个就是要看我们国家够不够自信，越有自信，越能放开来看。

互动如何成为可能？

进念是怎样由一个alternative的，非主流这个词不太准确，怎样由“一个不是既定的模式”的文化组织，演变到建立另外一种文化模式的组织？这个模式又是怎样在影响组织的文化，当你开始跟政府有互动的时候，又有多少妥协？

在进念的历史里，开始碰到很多社会禁忌，这些禁忌演变成很多event，这些事件有些是不出现在文化版的而在社会版的，有些出现在头版，是不局限在剧场里面的“剧场”，这样的“事件”在80年代有很多例子，有关于检查条例的讨论，和检查人员的冲突。在经过各个阶段之后，要运作到一个组织，也要考虑组织运作的基本要求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框架。

80年代做实验的时候，实验碰到边缘就有磨炼，这个到了90年代之后，建制不能再忽略我们的存在，这里面是有谈判的，和建制之间互相在探讨自己的位置。探讨什么是真正的民主？

胡恩威（“进念·二十面体”成员）那时候去参加选举，我们觉得是一个认真的演出，那时候我在做一个作品是《中国旅程》，《中国旅程》造了一个四层楼高的红星，在尖沙咀的海旁，在香港山顶都看得见，还做了5个3米高的红星。胡恩威选举的时候就借了这样一个红星。

我们1993年开始艺术发展局的筹备工作，两年之后，就有了艺术发展局。两年之间，我坚持的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一个是要有5年计划，去强化创作自由，什么是创作自由，怎么去保障创作有自由？另一个是我坚持在这个组织中一定要有选举。我后来到欧洲，他们说全世界没有一个这样选举出来的艺术发展局，香港这个个案，我们需要再研究。

没有一个perfect（完美）的system（体系），但我们要去negotiate(谈判)，我觉得香港这方面要有更多的自信心，才能和国内去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