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份，美国次贷风暴（次级抵押贷款）更加肆虐，去年经合组织估计次贷造成的损失为3000 亿美元，现在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4220 亿美元，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是预计损失可能达到9450 亿美元。

次贷危机炙烤着全球金融市场，并拖慢了全球经济的脚步，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担忧，中国的经济会多大受影响？中国金融市场是否产生类似的泡沫？

如何隔绝次贷危机、并避免下一轮金融危机的发生？在4月12日召开的海南博鳌论坛上，参会官员、银行家、专家在争论中达成一个基本共识：隔绝危机还需政府之手。

美国重感冒 世界会低烧

美国次贷危机是否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发展？

简单的问题如绣球般不断地被抛起，4月13日博鳌论坛上，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和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的对话如平静湖面下两股激烈交锋的暗流。
“美国经济是否在与世界脱钩？”龙永图抛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以前美国经济影响着全球经济，但现在看来美国经济对全球影响好像在削弱。

鲍威尔的回击很利落：如果美国得了重感冒，全球经济都会发低烧。

鲍威尔没有说假话。在《时代周刊》的高级编辑比尔. 鲍威尔眼里，美国的确得了重感冒，“现在股市在震荡，失业在增加，养老基金问题、孩子上学问题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但是这些可能都是由于受到的次级债的影响。”

而在千里迢迢从美国洛杉矶赶过来的律师史雅堂（ADAM SCHORR）眼中，博鳌会议热议美国次贷就是美国影响力的最大证明，“以前在国内，我没有想到美国经济会对世界影响这么大，这次来中国才知道大家都在谈美国问题，” 史雅堂笑着说。

当然，鲍威尔有更多理由证明自己论点，他看似随意的提起了主权财富基金问题，“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1.3万亿美元，海湾国家又是1.3万亿美元，很多主权财富基金就是一种全新的投资方式，当中国的手中持有各种债券和票据达到1.3万亿美元时，你们是不希望看到美国出现大麻烦的。”鲍威尔说。

那些有国外学习或工作经历的官员和学者很容易理解鲍威尔的观点，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表示，“本次衰退、信贷紧缩、次贷问题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也是一个全球金融市场的问题，次贷问题已经波及了世界经济的每一个角落。”

至于对中国影响，樊纲认为有两种渠道，第一贸易渠道，“美国增长率放慢一个百分点，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下滑5%。如果美国减速3%，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减15%；如果美国经历一年的经济衰退，假设其他的变量不变的前提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减少20%。”

第二是金融渠道，因为目前国内一些金融机构包括银行手里面都有次贷产品，“虽然他们的持仓很小，但是还是有影响的。” 樊纲说。

虽然樊纲对次贷未来发展有所担忧，但如国内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他更乐于看到全球经济的光明面，“目前的这种衰退以及信贷紧缩的影响实际上是有限的，或者不会太大以至于失控。”

让樊纲做出上述判断的理由有：首先，亚洲经济特别是东亚经济与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相比要好得多。“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大部分东亚国家的公司都懂得要采取审慎的原则，政府的监管更加地审慎，公司和金融机构也更加厌恶风险。”

其次，欧洲和亚洲国家的财政状况也不是很差，樊纲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在一次会上与德国的商会主席和几个企业人士交流，商会主席认为应当把经济增长的预测调低，但企业界说不需要调低，每家企业都说，俄罗斯、中国、印度给我们下了很多的订单，不需要调低经济增长率。”

至于中国，樊纲看得更光明，“一方面，资金流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抵消中国出口的影响；另一方面，因为中国现在对美国的出口额占总额的比重不到20%，中国现在最大的市场是亚洲，中国对这个地区的出口额占比为40%，当然美国衰退会影响到这些经济体，但是这种间接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赖于亚洲的经济体的增长态势如何。”

而且樊纲还认为，美国经济衰退对中国贸易不见得都是负面的影响，“我们要进行调整，在调整的过程中肯定有些公司的损失比其他公司要大一些，有些公司比其他公司受益多一些，比如那些进口资源、设备的中国公司，这些公司是从中受益的。”

次贷危机结束期无答案

像瘟疫一样，2008第一季度次贷危机在加速蔓延，去年第三季度，美林在次级抵押贷款和资产抵押证券相关领域计提的投资损失达到79 亿美元，第四季度曝出115 亿美元相关资产冲减，上周美林又公布新的冲减资产金额在60 亿到80 亿美元。

不断出现的新危机让西澳大利亚大学的一位教授很疑惑，他问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家的获奖者马斯金教授：次贷危机何时会结束？

但马斯金却狡黠地说，“如果我有一个水晶球，我可以给你一个回答，但我没有。”

马斯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不良贷款的数量，而是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我们不知道是由谁做出这些贷款，谁现在持有这些贷款？有哪些贷款仍没有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

就此樊纲做出相似的呼应，“次贷危机刚刚开始，我觉得离最高潮、最严重的时候还早着呢。”

既然美国重感冒，世界会低烧，那么美国次贷危机是否会揭开中国可能发生次贷危机的锅盖？

马斯金不愿回答这个问题，他把问题抛给了樊纲。

“中国市场的确存在切切实实的风险。”樊纲承认，“次贷危机的本质不仅仅是金融行业的问题，而是跟住房市场的泡沫是有关联的，在中国房地产的泡沫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我们现在可能正在经历这个泡沫，包括资产市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有可能出现泡沫。”

虽然有泡沫，但樊纲认为中国金融层面不大可能出现这样的次贷危机，第一原因是中国目前的按揭贷款或者按揭市场只有十年的历史，所以还不是这么严重。第二原因，中国的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是非常保守的；第三个原因是目前两个资产市场中投资的杠杆力度是很低的，再加上防火墙，即使有很大的泡沫，泡沫破裂的后果是有限的。

隔绝危机需要政府的手

如何隔绝次贷危机，是否需要政府干预？，这是博鳌论坛上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

很多人主张政府不能够干预市场，最好的市场就是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但马斯金却坚持，“自由市场确实有它的道理，但是在有些情况下，需要政府积极地干预。”

为什么我们需要政府的干预？马斯金自问自答，“金融市场最重要特征就是参与者的相互依赖，一家信贷提供者不可能单枪匹马取得成功，它的成功取决于其他的银行的行为。”

他假设一个简单的经济状况下有两个银行，如果两个银行都不贷款，他们回报率是零，如果贷款，回报率就是负一，“这时候，结果是两家银行都不会选择贷款，所以需要政府出手。” 马斯金说。

那么，政府能做些什么呢？

“政府可以向银行和其他信贷提供者作出保证，政府需要的时候可以帮忙和支持，这样的可以避免金融市场持续的恶化，避免信贷紧缩的出现。” 马斯金说。

为了驳斥政府不干预论，马斯金还特意区分政府干预与政府接管的关系。“我不是支持政府对信贷市场进行国家化，但我同意政府可以发挥某种监管角色。”

他举了一个例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银行贷款的问题，人们担心的银行可能会破产，所以就把钱从银行里取了出来，银行自然就会破产，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语言，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一直到罗斯福总统上任，他暂时关闭了银行，推行了政府储蓄存款保证金，一夜之间，人们就不再从银行当中取出存款。”

“所以，政府只要稍稍地介入、干预，就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可以极大地改进资本市场。” 马斯金总结。

当然，马斯金也考虑到政府干预的负面后果：如果银行知道政府可以出手兜底，他们就可能在改善业绩方面没有积极性，发生道德问题。所以，马斯金认为隔绝次贷的最好方式是：既需要政府的承诺，来防止银根紧缩现象的出现，又主张政府来监控，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

对于马斯金的政府干预理论，樊纲也表示认同，但他又特别强调了政府干预不能够替代市场，“只要世界各地主要的中央银行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用有效的方式来做，就可以限制这种金融危机的程度。” 樊纲说。

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更进一步，他呼吁全球金融监管应该进行合作，“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监管机构不仅要加强国内监管，还要根据金融全球化、自由化新情况，制定共同的监管标准、共同的监管框架和共同的风险处置方法，通过国际合作，来防范一国出现的金融问题或者危机扩散到其他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