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汗工厂的DNA和药方
导语: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苏琦 问题的解决必须更多着力于宏观层面的政经架构的改革,及微观层面工人群体组织和博弈能力的提高。

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苏琦 最近大陆女首富张茵的玖龙纸业被港媒指责劳动条件恶劣,遂令“血汗工厂”成为华文媒体最新关键词之一,而由于张茵颇富争议的高知名度,又令 “为富不仁”成了导致“血汗工厂”出现的现成原因。那么接下来的工作似乎就变得特别简单,只要将这些无良富豪一个个打翻在地,“血汗工厂”将很快消弭于无形,一个和谐清平世界的到来也就指日可待。

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将某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和消亡过多归结为“人”的因素,往往会把人们改革社会弊端的努力简化为对特定人群的改造,认为只要加强对他们的监管,唤起他们的良知,完善他们的道德,一切因他们而生的弊端都将迎刃而解。历史已经证明,这种“狠斗私字一闪念”模式的再造人心工程,成效一直欠佳。

“血汗工厂”不是新鲜事物,古今中外皆有。撇开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谈,通过对 “血汗工厂”的DNA检测,不难发现其病因一向复杂,社会生态、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供应状况、各阶层力量对比等等,都是众多推手之一。而“血汗工厂”问题的解决,也因此取决于上述诸因素的演变。这其中,资本家人性卑劣与否及其改造,反而不是一个关键的变量。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西方“血汗工厂”问题的解决得到证明。

自工业革命以来,揭露“血汗工厂”恶形恶状的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从英国的狄更斯到美国的德莱塞,再到拉美诸文豪,无不文笔犀利,直指人心;而各宗教团体更是悲天悯人,以上帝的名义出面对资本家的肮脏灵魂进行鞭挞,每每振聋发聩。但面对这些凌厉的道德攻势,“血汗工厂”制造者们鲜有幡然悔悟者,大多我行我素,至多增加点慈善捐款了事。

后历经百年激荡,主要西方国家 “血汗工厂”问题大体得到解决,其间经济结构转型、社会整体繁荣进步、劳工有组织抗争等因素都居功至伟,惟资方之唯利是图如故,只不过在集体谈判架构和各劳工权益法案约束下不得不有所收敛而已。

眼下在西方已绝迹多年的“血汗工厂”在中国死灰复燃,除了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供应状况等东西方皆通的结构性因素外,尚有本土特色的政经环境和文化背景在起作用,比如唯GDP的政绩观,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的尴尬地位,工会定位和角色的模糊,社会中介组织的匮乏,长期以来对个体生命权益的漠视,为了整体目标的推进可以暂时牺牲局部或个别群体的利益的 “唯目的论”,等等。相较之下,工厂主们的“人心叵测”在“血汗工厂”的形成中同样不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而把火力对准所谓无良商人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对“血汗工厂”这样的丑恶现象坐视不理,坐等经济结构转型和新发展阶段的到来。媒体的揭露和挞伐能够向人们表明问题的严重性,提升人们解决问题的紧迫性,也能让工厂主们有所忌惮,知所进退,这本身就是媒体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想要强调的是,问题的解决必须更多着力于宏观层面的政经架构的改革,及微观层面工人群体组织和博弈能力的提高。“血汗工厂”的药方在工厂外,在人性外,更在仇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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