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报 记者 冯昭 一个人的成功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在功成名就之后保持平和的心态。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所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阎崇年，就是这样一个人——从甘于寂寞、青灯长卷到声名鹊起，无论靠工资生活还是坐拥百万版税，他都始终保持了一个学者的平和睿智.在阎崇年新书签售之际，记者走访了这位央视《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的“开坛鼻祖”。

初识媒介力量

因电视讲座而一炮走红，是阎崇年万万没有意料到的。他回忆说，登上《百家讲坛》之前，生活要比现在单调、枯燥得多，通常一周七天，一天分早晨、上午、下午、晚上四个单元，“基本上都是在写作、看书。那时候，除了工资，基本也没有什么额外收入。”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筹备“清十二帝”系列节目时，想请十二位学者，分别讲解十二位皇帝的。栏目组的编导知道阎崇年写过《努尔哈赤传》，所以请他讲第一讲——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初，他并不自信，对编导说：“试试看，行就行，不行你们就毙掉。”谁知，他第一次录制节目，就赢得了满堂彩。录完节目，电视台同仁邀请阎崇年一起吃饭，席间提出十二个皇帝都由他一人来讲。阎崇年推辞不过，只好退让一步，把第二讲应承了下来。可是随着收视率的攀升，阎崇年只能步步退让，直到讲完十二个皇帝。

随着电视节目的热播，这个讲座也引起了出版界的关注。2004年10月，《正说清朝十二帝》正式由中华书局出版。初版时，出版社担心滞销，只印了五千册，没想到很快就销售一空，后来一再加印，竟在一年内重印了16次；此外，在盗版书大量出现的同时，还掀起了一股历史类图书的“正说”旋风。

这就是媒介的力量，阎崇年感慨：过去，他写了20本书，《努尔哈赤传》卖得最多，也不过四、五万本；最少的是《袁崇焕研究论集》，在台湾出版时仅卖出不到两百本。其他学术著作，能卖到一、两千本就算不错了。

2006年9月，阎崇年重返《百家讲坛》，以明末名将袁崇焕为主线，勾连起明清交替之际60年的风雨沧桑，由讲稿整理成的《明亡清兴六十年》，首印即达20万册。

坐拥百万版税

《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的畅销，不但给阎崇年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也给他带来了颇为可观的版税收入。

在2007年度“中国作家富豪榜”上，阎崇年以300余万元人民币的版税名列第18位。记者提及此事，阎崇年对这榜单却并不以为然：“光盘的版税不归我所有，因此发行量也不清楚。就图书的话，《正说清朝十二帝》大概发行了50多万册，《明亡清兴六十年》出版一年多，发行量差不多也是50万册。”

说起对生活的改善，阎崇年举了个例子：“以前靠工资生活，出门坐地铁、坐公交车，如果买一套一两千块钱的书，有时候觉得生活都很拮据；现在出门可以打车，请朋友吃个饭、买几套书都很方便，所以说略有改善。住在120平米的房子里，有辆普通的车，算是小康生活吧。”

对阎崇年来说，劳动改造的三年，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那段时间，一是劳动很艰苦，使自己的意志受到了磨练；二是在那种特殊环境里，我依然坚持史学研究。能够有今天的学术积累，实在要得益于下放的三年。”

学术高于财富

“学者对于财富，不应该看得太重。”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大学》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阎崇年谈到的“四合”，也正是“止于至善”的必由之路：所谓天合，即顺应天时，借势而为；身处北京，是研究清史的地利优势；所谓己合，即一己身心之合；谈到人合，他只说了一句话：“谢谢小人”。当笔者继续追问，阎崇年委婉地避开了这个话题。

从寂寞学者到学术明星，阎崇年走出书斋登坛开讲，开了将学术通俗化的先河，改变了许多人的阅读习惯；而他本人，在市井的喧嚣中，在内心深处，则始终做着一个儒家文化熏陶下的谦谦君子。

在商业社会的大背景下，阎崇年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是“钱这个东西，没有不行，因为缺了它你没办法生活；多了也不行，因为挣钱得需要时间，光顾着挣钱和花钱就没心思研究学问了。除去搞科技发明的，您看见哪个学者到了腰缠万贯的时候还能做出学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