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刘再复/文 想想中国历史的沧桑起落，看到一些大人物的升降浮沉，便冒出一个问题自问自答。问的是：“谁是最可怜的人？”答的是：“孔夫子。” 最先把“可怜”二字送给孔子的是鲁迅。他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说： “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但比起后来输入的释迦牟尼来，却实在可怜得很。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且介亭杂文二集》)被权势者抬的时候、捧的时候已经“可怜得很”，更不用说被打、被骂、被声讨的时候。

一九八八年，我应瑞典文学院的邀请，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做了一次题为“传统和中国当代文学”的讲座，就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倒霉的是孔夫子。因为拿他作文化革命运动的靶子，就把他判定为“孔家店”总头目，吃人文化的总代表，让他承担数千年中国文化负面的全部罪恶。在当时的文化改革者的笔下，中国的专制、压迫、奴役，中国人奴性、兽性、羊性、家畜性，中国国民的世故、圆滑、虚伪、势利、自大，中国妇女的裹小脚，中国男人的抽鸦片，等等黑暗，全都推到孔夫子头上，那些年月，他老人家真被狠狠地泼了一身脏水。在讲座中，我肯定“五四”两大发现：一是发现故国传统文化资源不足以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二是发现理性、逻辑文化在中国的严重阙如。正视问题才能打开新局面，所以“五四”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功勋不可抹杀。但是，我也替孔夫子抱不平，说这位两千多年前的老校长，确实是个大教育家，确实是个好人，权势者把他抬到天上固然不妥，但革命者将他打入地狱也不妥，尤其是把什么罪恶都往他身上推更不妥。以为打倒了孔家店，中国就能得救，实在想得太简单、太片面。近年来，我在反省“五四”时曾想：要是新文化运动不选择孔夫子为主要打击对象，而选择集权术阴谋之大成的《三国演义》和“造反有理”的《水浒传》为主要批判对象，并以《红楼梦》作为人文主义的旗帜，二十世纪中国的世道人心将会好得多。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明天出版的《经济观察报》第36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