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现在不少主流经济学家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比如林毅夫、厉以宁，认为中国经济在奥运之后不会衰退，至少还可以持续繁荣10~20年。他们的论据主要是奥运经济的容量与中国经济的整体相比较还是很小，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靠的不是奥运。对此您有何看法？
王一江：对中国奥运后的经济形势，我觉得更加准确的提法可能是：机遇仍然广阔，挑战更加严峻。在分析后中国经济中奥运的机遇和有利条件这方面，我基本上同意他们的分析。中国有广阔的国内市场，有众多的人口，有地域上和发展层次上的纵深，有党和政府发展经济的决心和路线，有全民发展经济意志和参与，有总体有利的国际环境，这些有利因素，使得中国经济有再继续持续和较高速度增长20年的潜力。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潜力和现实之间，不能完全划等号。要把潜力转化为现实，还需要有些条件。什么时候潜力能实现或不能实现，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记者：您觉得需要哪些条件，才能使潜力转换为现实的经济成果？
王一江：最重要的还是体制能不能理顺。
中国很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比如人口和领土方面的优势，一直都是存在的，但中国经济却长期停滞不前。总结历史，我认为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体制没有理顺。
比如在满清王朝时，它也不想落后挨打，但是它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局限于学习西方怎样造轮船，搞洋枪洋炮，甲午战争和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在传统的集权体制下光学习西方的技术是不能发展经济和富国强兵的。后来中国政治上分裂，军阀割据，中国发展经济的潜力就更不能得到实现了。
新中国建立后，分裂作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最大因素消失了，但又产生了至少三个新的因素，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一是由于认识水平的限制，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好心办坏事”的问题。具体例子是，我们想尽快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工业强国，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欧美的强大是几百年发展的结果，我们怎么在很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它们呢？当时的主流思想认为，我们不学它们搞市场经济，通过计划经济的方法，可以做到。计划经济曾经使苏联通过强力的国家，在很短时间内成为了一个超级大国，我们也可以做到。除了“好心”，想让经济建设的速度快一点，中国专制传统所造就的习惯思维，也与计划经济体制一拍即合。这种思维习惯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喜欢国家多管事。
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也成为了经济发展的破坏性因素。文革中，极左思潮提出“宁可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其实，“姓社姓资”的问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一直是一个关键问题。那时，农民都不理解，为什么他们平常养鸡种菜就是小资产阶级，就是资本主义尾巴，但到了逢年过节，政府为了保障城市的供应，又挨家挨户去收他们的鸡蛋和猪，说多卖鸡蛋多卖猪肉是爱国。从1949年到1979年，这种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转换为政治力量和法律体制，严重限制甚至破坏了经济建设，那时候，大家买东西都要凭票，每人多少尺布，多少香烟，多少鸡蛋，多数肉，多少糖，多少米，多少面，多少油，多少油，国家都要严格限制，大多数老百姓总是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的状态，处于绝对的贫困和营养不良的状态
三是对形势的严重误判，在准备大打早打，打世界大战的指导思想下，把中国经济变成了一个准战时经济体制，强调独立自主，自给自足，不但国家这样，甚至每个省都要能各自为战，这导致了缺乏与世界的交流，在国内也把很多企业搬到交通不便的内地，把大量资源投入到挖防空洞。
这些历史经验说明，体制不理顺，经济发展的潜力是就不能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果，给人民带来经济实惠。
那么，什么样的体制，有利于潜力的实现，能够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需要中国再去摸索和探索；我们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了众多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总结他们的共同经验，把它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为我所用。在这个共同经验中，有两个核心成分，非常重要，也非常容易看到：一是建立市场经济，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二是融入参与和融入国际经济体系，通过学习别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通过资本和贸易的交流，迅速增强自己的实力。所以，在需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这个问题上，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奥妙、神秘和费解。当然，在理顺经济体制这个问题上，也有我们非常不理解的问题，那就是政治体制、政治决策过程，是如何阻碍或者推动我们理顺经济体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在于，我们终于在理顺经济体制方面，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帮助我们在多方面理顺了经济体制和经济关系，带来了一系列制度的变革和创新，造就了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上最辉煌的30年。
奥运以后中国经济的前景如何？持续发展20年，我们有诸多的有利因素可以实现这个目标。但我们制度中又确实还有很多地方没有理顺的地方，在妨碍经济发展，妨碍我们实现这个目标。有一些重大问题，如果处理不好，让它们积累并爆发出来，我们的经济发展也可能受到严重的挫折，我们经济发展的潜力就不能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成果。这两方面的力量，哪个会占上风呢？这要看我们的政治领导，能否总结和坚持30年的成功经验，用创新的思想，进一步理顺经济体制和经济关系。
记者：目前最有可能积累和爆发的问题有哪些？
王一江：最根本的，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能不能理顺问题。这个问题不理顺，中国经济中下效益问题和分配问题就不能很好理顺，投资中的问题，消费中的问题，银行的问题，等等，就会层出不穷。
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个老问题。理顺这个关系的原则不复杂，就是政府要“放权、让利、松绑”，这样让社会、民间的力量充分的动力和空间，来发挥自己的能量，创造财富、创造就业机会、改善自己生活。所谓动力问题，就是要做到当社会中的个人努力创造财富时，得到的好处大部分要归自己。所谓有空间，就是政府要更多地允许个人和非公企业做更多的事情。
记者：“松绑”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已经进行了30年了，那么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使这个过程没有比较彻底？
王一江：现在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些需要继续放权、让利、松绑的事情，没有做。比如垄断性的行业从来没有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第二个问题是，有些方面甚至是往回走，这是最要值得警惕的。
比如，我们的财政部，每年报告财政收入高歌猛进的大好形势，使人搞不清他们到底是要对社会“让利”或者至少是“平分”，还是要与社会“争利”。最近的十几年来，中国的GDP保持了每年百分之十左右的高速增长，但同期的财政收入却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五、二十，甚至三十，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增加了一倍以上。
除此之外，国家还有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得到了卖土地的收入；有对垄断企业的绝大部分所有权，从中获得垄断利润，也从中得到资产价值增加的收益。当经济发展导致土地价格、资产价格几倍、几十倍增长时，绝大部分好处都被国家得到了。我们的国家控制的资源非常多，在世界上少有这样的国家政府能控制这么多的资源。
记者：那么在中国，国家控制的资源与人民享有的福利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王一江：从多个角度和层面看，都是一种不成比例的关系。
我们的财政支出中，真正用于民生的，不到财政支出的10％，而发达国家一般是40％至60％。政府把税收，卖土地的收入，还有其它各种收入，大部分都用于经济建设和行政开支这两项了。国家控制这么多资源，不用于民生，而将其大部投入到经济建设之中，这说明，政府角色的定位还存在问题，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可喜的是，党的十七大已经充分强调了注重民生的问题，但即使如此，财政是否会尽快改变其长期忽视民生的做法，我们还需要看。
政府直接大规模投资于经济建设，导致了效率和社会公平两个方面的严重问题。
政府大规模投资导致低效率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政府花的是社会的钱，而花别人的钱人们通常不容易那么兢兢业业、尽心尽责。
更加严重的是，政府掌握这么多钱要找地方花的时候，全社会都会动脑筋来争夺政府资源，使这个钱花得对我有利，这就使全中国都围绕争取政府资源展开博弈。争夺政府资源本身不是一个没有成本的活动，它有严重的成本，很多人用一部分政府资源去博政府的另一部分资源，在全国形成了十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低效益。
争夺政府资源的博弈，还一个关键手段，就是大打信息战，即我们常说的“忽悠”。忽悠之风盛行，出了问题大家都要想办法掩盖，否则投资主体和主管部门都要受到牵连。掩盖问题的一个方法是把更多的资源投入进去，比如用新贷款的钱去还老贷款。中国经济繁荣的底下，银行到底有多少呆帐坏账，企业到底有多少不良资产，社会到底有多少项目是成功的或不成功的，都被掩盖起来，没有任何人讲得清楚。这也是中国经济未来最大的风险。
政府收入不之间用于民生，使得人民当前福利不能得到有效提高。这么多的政府资源用于投资，其所导致的严重浪费和低效率，必然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未来福利。
记者：政府控制资源，怎么会导致社会不公平呢？
最后，我们前面说过，政府控制了这么多资源，全社会必然会围绕着争夺这些资源展开博弈。政府资源到手，个人一夜暴富，这不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特色吗？控制资源的政府官员中，存在着不法分子，他们通过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获得个人财富，其交易的空间是与其控制的资源多寡成比例的。
所以，政府控制的资源过多，导致的不仅是经济效益的损失，同时还有社会公平、收入公平的损失。
记者：有人说，中国经济在奥运之前不会出问题，但奥运后可能有问题，是因为中国政府希望把问题拖延到奥运之后再去解决。所以有人担心。
王一江：我们在分析后奥运经济时，不能只看到有利的一面，也不能只看到不利的一面。我们刚才谈到很多有利于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因素，认为潜力能否转换为现实，要看我们能否继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优良传统，继续理顺经济关系。同时，我们也谈到潜在的风险，这些潜在的风险会不会转化为现实的风险，导致中国经济的严重挫折，也要看中央的经济政策能不能通过理顺关系，提高效益，降低和化解风险。
记者：政策要理顺制度最大的麻烦在哪里？因为毕竟30年过去了，问题也可能看得比较清楚。
王一江：很多专家学者都曾经指出，一个庞大的政府机构是有自身的利益的。要一个部门把它控制的资源让出去，谁愿意？已经形成的部门利益，是我们进一步理顺关系的重要障碍。政府部门与其它组织和个人一样，有一种本能的倾向与冲动，就是希望自己能多掌握权力，多控制资源。这“一支笔”的权力能不能被遏制，被改造，就是看中央的认识和决心，在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的改革方面，拿出什么样的办法来。这方面，有一个不容乐观的因素，即，建国60年来的历史表明，经济形势好的时候，重大的放权、让利、松绑这类改革措施不大容易出台。
记者：这么说，如果将来形势还是一片大好的话，新的改革措施还是不容易出台？
王一江：至少克服部门权力阻碍改革的难度会大很多。也不能说一定不会出台新的改革措施，因为也存在几个促使新政策出台的有利因素。比如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体制，还有怎样把政府变为服务型政府的理念，都已经深入人心，也是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的概念。但这些主流认识转化为政策，仍然存在阻力，其中一个阻力就是现实生活中，各部门都有控制资源的冲动。综合两方面的考虑，我们说，有利的因素是主流认识比以前高明多了，不利因素是部门利益的本能诉求，在这两个力量的角力中，最终的决定性因素还是中央有没有坚决改革的意识和决心。我们要关注两会，就是要看它们能出台一些什么具体的政策来落实十七大的精神。十七大提出的又好又快地发展经济，建立和谐社会，这些都是目标，手段是什么，政策是什么，还没有具体化，因此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们的声音和意见，就显得非常重要。
记者：你觉得又好又快发展经济、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是什么？
是理顺经济体制，摆正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比如说，在降低污染、保护环境方面，政府干预的力度应该加大，政府要加强立法、监督和执法，加上经济手段，对一些高污染、高耗能实行更严格的限制。
但是摆钟一下摆到另一面，就严重了。比如政府希望收入分配变得更加公平，如果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手段就是多收税，就有可能南辕北辙。因为，如前所述，税负会主要落在中产阶层的头上，促使中等收入群体的分化。本来，和谐稳定的社会结构要求做到两头小，中间大，社会中大部分人属于中产阶层。但如果税负太沉重，会使中等收入者变得更穷。打着帮助穷人的旗号来收税，收完以后钱又不花在穷人身上，没有向低收入者提供基本的教育，医疗保障，社会保险，失业保险，问题就更加严重
记者：有人认为正是政府的大规模投资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否则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中国的经济会慢下来吗？能慢下来吗？
王一江：政府投资确实可以让经济发展速度在短时间内加快增长，把经济推上去，但问题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是低效率的，它导致资源分配不合理，也导致社会风气的腐败，使经济生活中和社会生活的各种矛盾会加剧
历史上并不是没有过政府强力推动的经济快速发展的例子，但这些例子的结局都是，辉煌几十年，然后是问题爆发、发展停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最终逃脱这个规律的案例。这样的例子有前苏联，东欧国家和日本。从世界也向我们提供了很多实现经济持续性发展，实现社会稳定的案例，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民间控制绝大多数资源，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民间投资和创新。所以，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后奥运时代的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条件，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神秘，就是政府要进一步放权、让利、松绑。
记者：奥运会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吗？
王一江：我感觉它不会成为一个分水岭。当然，奥运会之前，政府会更加谨慎小心，采取各种措施，保证经济不出大问题，但奥运会后，政府肯定还是想看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政府有多大能力实现这个想法，取决于它还掌握和使用多少资源。目前，政府的财政收入还在不断增长，政府干预的能力还很强，所以中国经济可能不会很快出现大的问题。低效益经济增长中积累的问题，一般要等到政府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去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达到极限的时候，政府的钱都花光了，它补漏洞，掩盖问题的能力到头了，经济中积累的问题就爆发了。
记者：那现在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岂不变成了一件好事？
王一江：这不叫好事，钱多了，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功能会进一步得到强化，随意干预经济的倾向也会进一步加强，最后形成一种叫骑虎难下的局面：你掌握了这么多资源，上了这么多项目，管了这么多事情，继续管下去，问题和矛盾会进一步积累，不管了，你已经管的事情摊子撂给谁？
按照政府自身运作的规律和特点，政府越管越多、越管越宽的趋势很有可能会继续下去，经济中的低效率、各种问题的积累也会继续下去，这个趋势很可能要难以为继的时候，才会停下来。我们最好不要等到这个游戏玩不下去了，经济发展已经遭受严重损失了，再来反思和改变现在的做法，最好是政府能充分认识到这个潜在风险，采取一种软着陆的办法，通过进一步放权、让利、松绑，尽快让民营经济壮大起来，将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弱化下来，一方面做到轻徭薄赋，另一方面把政府用于投资、随意干预经济、拍脑袋决策的钱腾出来，转移到改善民生上，让广大民众子女的教育问题、社保问题、医保问题等等，都能在经济形势大好的时候得到重大改善，为市场的进一步发育和成熟创造条件，这样就可以逐步化解矛盾，不使之最终形成危机。这样做，骑在虎背上还是有可能下得来
文章来源：08年3月3日 中国经济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