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他的见面，首先从“正名”开始。

“可能是媒体弄错了，我并不是《中国房地产蓝皮书》的主编，尽管我们也正在做相关专题的研究。”倪鹏飞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郑重地说。

比较幸运，记者赶在倪鹏飞相对轻松的休整期约了采访，“从8月份到第二年二三月份，我几乎整天窝在北京，准备《城市竞争力报告》”。

在退休之前，每年一份《城市竞争力报告》，共20份。这是倪鹏飞的期望

房地产专业的博士后

1994年，倪鹏飞开始了自己的硕士研究生学习生活。在政治经济学大的研究方向上，倪鹏飞选择了房地产。“第一次房地产发展热潮是在1991年、1992年，而当我们报考上时，这个行业已经显现出一些发展隐患，有了下降的苗头。这时候再改方向已经来不及了。”就这样，倪鹏飞结缘上了房地产，一直到博士阶段的城市经济学、博士后阶段的金融学，房地产始终是其研究方向。目前他的身份是，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副主任。

但是他的师兄师弟中，更多的入了证券行业。“一是因为这个行业相比房地产更热门；二是房地产行业的整体素质比较低，大企业少，知识分子型的人在房地产企业很难有用武之地，这是一个垄断性极强的行业。”2002-2004年博士后阶段，倪鹏飞完成了一篇《中国房地产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论文，其中列举了近百个该行业存在的问题，从开发到售后服务，但是没有发表。“因为不是很成熟”，同时也“比较敏感”。

与此相比，由倪鹏飞主持的《城市竞争力报告》则为更多人知晓。“中国加入WTO，对城市发展研究是一个大的契机，思考多了新的角度：城市竞争力。而且当时，上海第一个提出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发展口号。”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竞争力”的研究浮出水面。

2002年时，倪鹏飞在《经济日报》连续发表4个整版的文章，点评24个城市的不同发展状况，这种研究方式迅速引起社会反响。倪鹏飞回忆说，在第二次文章发表时，最先是媒体打来电话采访，之后是政府官员，那时他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已经受到社会关注了。

之后是2003年第一份《城市竞争力报告》的出版。“当时我们没有一分钱经费。”惟一的物质收获是出版后得到的“很少的稿费”，仅仅解决了调研过程中的车旅费、以及开会的相关花销。到第二年时，中国社科院将该课题作为院科研重点，拨给了5万元经费。直到今年该课题申报为国家科技部的科研项目，《城市竞争力报告》第一次有足够的经费解决各地的调查出。城市发展需要有“根植性”最近出炉的《城市竞争力报告》所涉及到的地级市有280多个。这其中，让倪鹏飞印象最深的是浙江和广东的城市。“城市飞速发展，尤其是当地产业集群的迅速聚合。”倪鹏飞感慨。

“特别是广东的东莞，那是一个在农田中盖五星级宾馆、盖摩天大楼的城市。”倪鹏飞认为，这种城市表象反映出的是城市经济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同时香港等地的产业在以惊人的速度向东莞这样的城市转移。

但是作为研究者，倪鹏飞更多看到的，是这种繁荣背后的隐忧——缺乏根植性。“尤其是当生产成本上升时，这些蜂拥而至的资本就会随时溜走。”而他开出的“药方”是：发展与当地资源、当地属性相匹配的、相融合的本土企业；不断完善技术升级，而非简单的加工性的“世界工厂”

每次去到一个城市做演讲，倪鹏飞都会自发地提前数天到达，“尽可能多地收集一些当地的资料”。现在，他通常是利用上半年的时间到外地做报告、做实地调查，而从8月开始一直到次年二三月，则“猫”在北京准备、撰写报告。

一个20份《报告》的愿望

回忆第一次《城市竞争力报告》的面世，期间的8个月让倪鹏飞记忆最深刻的是报告的冲刺阶段。“每天大概只睡2个小时”，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半个月。这也让倪鹏飞的身体受到很大打击。2003年3月报告定稿时，正好赶上了非典，倪鹏飞却因此得了一个意外的“假期”。

整个报告的出炉大体有如下阶段：确立理论框架、建立指标体系、制作调查问卷、发放问卷、督促调查、数据处理和计量、分析和结论、撰写报告。其中操作最辛苦的是督促调查阶段。第一次进行各地调查的特约研究人员，多数都是在网上找到、然后直接就打电话联系的。“这些工作全部是公益的。”倪鹏飞介绍说。这些特约研究员大多数是经济学院、管理学院院长等。

“当得知调查很琐碎、工作量很大时，不少特约研究员都有了退出的念头。”倪鹏飞回忆。一份问卷有100多个问题，每个人要完成300多份问卷，而且抽取的样本要来自不同企业的不同人。庆幸的是，这只是一个小插曲，调查问卷最终顺利收集上来。

从2003年到现在，虽然一直都是在经费拮据中操作报告，但是倪鹏飞和他的同事们却从中找到了“成就感”。“对于社会来说，报告起到了很好的反响，某种程度上能够为宏观决策者提供一些决策的参考。”倪鹏飞说。其次是对城市发展的引导作用，这在报告的指标设计和主题选择上都有体现，比如3年主题分别是城市营销、城市定位和产业集群。微观到企业、甚至到普通的购房者个体，倪鹏飞认为报告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惟独对于研究者个体，这种收获更多是形式上的。很多东西，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而且，我们的研究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倪鹏飞说。他有一个愿望：在退休之前，每年出一份《城市竞争力报告》，一共20份。“仅谈对个人或小集体的影响力，也许有一二份《报告》就足够了；但是对这个研究领域来说，要有一个时间段才能看出城市发展的轨迹。”倪鹏飞感慨，自己和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同事是“幸运”的，“我们正好赶上了中国城市加速发展的20年”。

文章来源：07年11月26日    华龙综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