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企业家:基于自由的创新
导语:经济观察报 吴晓波/文 在三十年中,企业家扮演了探险者、违法者、殉难者、得益者的多重角色,他们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

经济观察报 吴晓波/文 1979年9月的一天,年轻的法国学者玛丽·白吉尔 (MarieClaireBergere)坐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办公大楼里,等待一位重要官员的接见。她记录那次会见场面时写道,“这位官员从门外进来,后面跟着五六个随行人员,从他的外表看,似乎要比其63岁的实际年龄年轻一些。他身穿一件直领、贴袋的中山装——这是中国官员惯常所穿的服装,但他所显露的那种灵活的步姿和举止,却使我骤然联想到美国商人。他插在胸前口袋中的镀金钢笔和戴在手腕上的高级手表,以及脚上穿的意大利皮鞋,就足以使人意识到,这位官员非同寻常。”

跟白吉尔见面的这位官员是荣毅仁。他是晚清和民国时期最大的民族资本家荣德生的儿子,仅仅几年前,荣毅仁还是被批判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1978年2月,他被邓小平解救复出,现在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董事长。

“我发现自己的研究对象已经陷于矛盾的漩涡之中。”白吉尔后来写道,“中国目前将现代化置于革命之上的做法,促使我意识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商人在20世纪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并将长期以来教条地把革命与现代化两者混为一谈的现象加以澄清。”

那么,在过去的三十年间——甚或在更为悠长的历史跨度中,我们——包括像白吉尔这样的国际学者——该如何对一个被长期漠视甚至妖魔化的阶层进行新的观察?这是我试图向陈东升请教的问题。

自1978年以来,中国企业界有三次创业高潮点,分别是1984年(张瑞敏、柳传志、王石等均在这一年创办企业)、1992年 (由邓小平南巡讲话所引发)以及2001年(受互联网经济和中国加入WTO的双重感召)。陈东升是1992年创业群的代表人物,“92派”的提法就是由他首创的。在此前,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的他是热情的改革议论者,在八十年代中期,他和他的朋友们经常议政至深夜,然后兴尽倦极,抵足而眠。他们是最早的价格改革方案的提出者之一,组织了著名的莫干山会议。1989年,他发起了“共和国40年工业史”的展览。后来,他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宏观经济研究,同时还担任了一本管理类杂志《管理世界》的常务副总编。有一段时间,他一直在兴致勃勃地策划一个评价体系,想仿造美国《财富》杂志的模型,搞中国五百家大企业的排行榜。1992年的南巡讲话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辞职下海,创办国内第一家拍卖公司嘉德,1996年,他又募资创办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十二年后,泰康成为成长性最好的保险公司之一。在经商的同时,陈东升似乎一直没有熄灭对公共事务的热衷,他是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发起者,这个已经举办了八年的论坛已成为最重要的NGO式的企业家组织。2008年4月,北京大学等院校评选“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设奖金50万元,陈东升出资250万元连续赞助五年,这也是迄今奖金最高的经济理论奖项。

跟陈东升的对话,时值两个背景,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纪念年,明年则是共和国成立一甲子。

三十年改革的“原创性经验”是什么?

吴晓波:在年初的亚布力论坛上,我聆听了你关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成长与命运”的演讲,你把企业家的诞生背景置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六十年大时空中,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与会者的共鸣。那么,作为一个曾经的学者、如今的企业家,你是怎么看待这场改革的?

陈东升:改革需要“假想敌”,三十年变革一言以蔽之,就是对所有制体制的颠覆与挑战,迄今,这个任务尚未完成。具体而言,改革又分别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前者以价格改革为中心,以市场配置资源为模式,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后者则以产权改革为中心,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模式,以形成混合所有制为目标。这是我对三十年改革的基本描述。

吴晓波:我最近常常向人请教一个问题,中国改革三十年,最有价值的“原创性经验”是什么?很多人甫一听到这个问题往往会是一怔。我们似乎还没有来得及思考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曾经的宏观经济研究者,你能给我一个怎样的答案?

陈东升:任何改革都是公平与效率的选择。中国经济变革是一个渐进改革的典范,与之相比较的便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相比较,我们付出了较小的社会代价,没有造成较大的社会动荡,几乎所有的人民都是改革的得益者之一,这也是中国改革路径对当代人类史的一个贡献。而同时,渐进的特征也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路径的曲折与模糊。按我的观察,这场改革的“中庸”特色非常明显,很多改革措施都是增量式、补丁式的,譬如开始于八十年代的价格改革就非常的明显,在原有价格体系十分顽强和僵化的前提下,我们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思路,不同所有制企业以不同的价格获得生产资料,这看上去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设计,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在避免利益冲突破局、原有经济体系瞬间崩塌的前提下,使得体制外企业获得了成长的空间。九十年代初期,南方的乡镇企业在产权改革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股份合作制”,这种非驴非马的产权制度饱受争议,却“意外”而圆润地达成了改革的目标。其他,诸如“特区”的创办、股权分置的设计、引进外资的开发区模式等等,无一不体现出这种特征。这些萌芽于民间和基层的改革创新,也许是真正的、富有东方智慧和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经验”。


“草民史”上的企业家角色

吴晓波:三十年改革被认为是“民众基于自由的创造”,这是2003年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所给出的结论,我觉得十分贴切。在某种意义上,这场改革确乎是“没有主角的草民史”。 那么在这场宏大的社会变革中,企业家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陈东升:企业家也是草民的一部分。中国商业的财富传承是一个断层,当今活跃着的企业家,几乎全部是白手起家,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学院训练,商业的经验和智慧完全是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大体而言,他们的成长经历又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是1978年起的十五年,在那个阶段中,创业者必须直面计划经济体制的压抑,社会对经商办企业还没有形成价值认同,最早的“下海”者都是社会边缘分子,而那些具有创新力的企业几乎都在乡镇或中小城市,企业家在这一时期几乎承担了所有的意识形态压力。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随着《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的颁布,现代企业制度开始建立,新的公司创建环境出现了,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便是在这时候纷纷下海创业的。第三个时期是1996年前后,随着网络公司及风险投资模式的引进,企业家的价值开始得到确立,企业创始人和创业团队的价值认同形成社会共识,财富的积累开始呈现阳光化的趋势。第四个时期发生在2001年之后,中国加入WTO之后,企业以更直接的方式参与到全球化的大循环中,无论是资本的重组、产业结构的调整或商品的产销都与以往全然不同。在三十年中,企业家扮演了探险者、违法者、殉难者、得益者的多重角色,他们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

吴晓波:近年来,我常常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那就是,企业家阶层为什么一直无法摆脱“原罪”的形象,从早期的个体户、倒爷开始,企业家的形象就非常的灰色而摇摆,你还记得九十年代初期的那些民间谚语吗?“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手术刀不如剃头刀”,这些流行语的背后其实是对商业的一种精神上的蔑视,一直到今天,每当有重大公共事件发生,企业家总会身不由己地成为被抨击的对象。在此次的四川大地震爆发后,一些企业家又因为捐款不积极或数额不够大而饱受争议,公众及舆论对企业家的评论体系非常紊乱。作为企业家中的一员,你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

陈东升:对企业家的负面评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原罪,一是为富不仁。关于原罪,我一直以为是制度性的产物,中国改革是一场由下而上艰辛推进、然后又被政策不断“追认”的过程,其突破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违法”——违反限制经济进步的落后法规——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国的企业家不但需要承担市场的风险,同时又要承受法律的风险,这是转型社会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现象是,正是制度性的缺失,让企业家具备了形成原罪的环境,譬如开始于1998年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一直到10年后的今天还没有形成一个规范性的法律文本,以至于几乎所有的产权改革都充满了灰色和不确定性,房地产和股市的混乱及暴富景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制度缺陷所造成的。关于为富不仁,在某种意义上是认知落差的产物,社会一直对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缺乏客观、理性的评价体系,其实企业家的天职是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向国家合法缴纳税收、维护企业与公共社区及环境的和谐,对其评价不能以慈善捐款多少而论。此外,企业家阶层至今还没有学会用理性的话语方式与公众沟通,这当然也是一个问题。

吴晓波:我同意你的看法。我注意到,在大地震后,你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处理理赔事宜,其他保险公司的领导者也是如此。人们往往把眼睛盯在捐款榜上,而没有看到很多企业家在认真履行自己的职业责任。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一直非常感慨的是,三十年间,中国创造了伟大的经济奇迹,然而在这过程中却没有诞生一家伟大的中国公司。中国企业家在商业思想上的贡献是那么的苍白。而让人焦急的是,这一景象似乎没有得到改进的迹象。

陈东升:中国企业的成长是一个亦步亦趋的学习过程,前十五年是学日本的管理经验,后十五年则以美国式的公司治理为范本。我创办嘉德时,就提出过“创新就是率先模仿”的理念,因为在几乎所有的领域,我们都没有经验,所以就要瞄准世界先进的公司,跟踪它、学习它、追随它。那么到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很多高成长性公司的前面已经失去了可供仿效者。我相信,中国式管理思想的出现是一个迟早的事情,中国企业在商业方法和商业制度上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经验,由此向商业理念及商业哲学上的创新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当然,这种进步是不会自动出现的,它需要呼唤,需要推进,需要大量的投入。这也不是企业家阶层可以独立完成的,需要理论界、媒体人士的共同参与。不久前,北大等院校发起评选“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就是一个工作,还有机构致力于中国商业历史的梳理等等,也是一个工作。我想,催生中国式管理思想的出现是一代人的责任,否则,我们将愧对时代。

“男三号”的历史性悲哀

吴晓波:我常常好奇于企业家阶层在中国社会进步中的角色。在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中,最受注目的当然是 “男一号”,其次是 “男二号”,可是却很少有人会关注到“男三号”。在几乎所有的关于近当代中国的历史书籍上,政治家是“男一号”,知识分子是“男二号”,企业家则正是“男三号”。这似乎是一个在历史上“下落不明”的阶层,没有人从思想史的高度去审视他们。因写作《万历十五年》而出名的华人历史学者黄仁宇认为,“民国时代以来,中国重新构建了社会的上层结构。其中,商人阶层的整体崛起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景象。”而费正清则在《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卷》中断言,“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级,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即便当世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如美国的史景迁——他因独特而生动的历史写作而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人知,在著名的《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他从1600年写到1989年,却几乎没有企业家的影子。那似乎是一群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尽管他们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机纺棉布、电灯、收音机和带空调的房子。千年以来所形成的“轻商文化”,严重地影响到了社会对企业家的认知——这在他们与官员及高级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尤为突出,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甚至扭曲到了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与判断,以至于在一些关键时刻,他们总是不能以一个独立的阶层出现。最让人吃惊的是,这一混乱而尴尬的景象竟延续百年,迄今未变。你怎么看待这种十分暧昧的现象?

陈东升:中国工商文明的重建,的确是一个百年命题。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那场战争不是中国落后的开始,而是结果,是民族觉醒、觉悟和崛起的开始。从那时至今,数代中国人一直在致力于中国的伟大复兴。正如晚清思想家郑观应所说的,“兵战”与“商战”是中国复兴的两大主题。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过去一百多年间,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间的辨证关系,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中心问题。官方的主动性与市民社会的自发行动,国家机构与民间组织,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作、分工与冲突,构成了中国商业进步的所有表象。而在这过程中,企业家阶层显然扮演了一个十分关键的角色。我们这一代企业家正是这一历史的重要传承者。

吴晓波:我想,这真是一个需要修正的历史事实。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甲午海战失利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对日抗战,从新中国的创建到改革开放,几乎在每一个重大的国运转折点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企业家们的活跃的身影——而这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是被忽略的,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有意的忽略还是无意的遗忘。

陈东升:中国百年历史,其实就是关于革命与改良的选择。近三十年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腾飞完全可以不经由社会和政治革命的途径来完成,尽管从长远来看,这种腾飞会导致社会革命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企业家是一股坚定的进步力量,尽管他们有善于妥协的天性,不会喊口号,常常计算愤怒和付出的边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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