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中国经济备受通货膨胀和流动性过剩困扰，为此，中国政府在2008年将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在央行多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对存贷款利率进行宏观调控的同时，国内多位经济学家先后在不同的场合提出中国经济应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建议。对此观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军教授非常赞同

本期访谈人物：张军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转型经济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产权经济学和制度变迁理论、产业组织经济学和中国的工业经济分析。

重心在结构性改革

《上海金融报》：在讨论目前中国经济问题时，很多学者和专家都提到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为什么这一观点会被反复提及？

张军：我觉得这是英雄所见略同。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到底是什么？是体制问题，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结构性改革问题。但这个问题似乎总是要反反复复地在十字路口上才能让我们记得。

回顾改革开放的30年，我想我们实际上经历过几个十字路口，只有到了每一次的十字路口，我们才可能记得起经济改革的根本目标和任务是什么，才会有可能把改革的重心放在所谓的结构性改革上。不幸的是，这种结构性的改革总是反复不断地被宏观调控的总量政策所打断。

《上海金融报》：您是如何看待这30年来我国结构性改革的过程的？

张军：我想大家都知道，经济学家对一个中央计划经济的改革有过一个比较完整的思考。这个完整思考的最核心要点就是结构性改革。就是说，一个传统的计划经济要走向市场经济，改革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完成结构性的改革任务。这并不奇怪，因为原来中央计划经济的特点是公共部门非常庞大，几乎没有私人部门。所以，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无非就是压缩公共部门，而把私人部门扩大起来。不过，发展和扩大私人部门，大幅度压缩国有部门，对计划经济的改革者来说并不容易。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如果要做一个阶段划分的话，我想中国在1978年到1993年这一段，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结构性改革的阶段。但是这个结构性改革的策略却是非正统的，因为我们遵循的是所谓"增量改革"而不是"存量改革"的战略道路。我们基本上没有去触动原有的国有部门，却放开了体制外的新兴的经济，允许和鼓励了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和扩张。大量的经济学文献在回答中国的改革为什么取得相对成功的问题上，都无一例外地强调了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和发展的事实。以乡镇企业的扩张为代表的地方新兴经济的崛起，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在结构性改革上所取得的最重要成就。

但不得不说的是，在1993年以前，结构性改革成功的地方仅仅是扩大了非国有部门，而没有触动国有部门的利益。这样就绕开了整个结构性改革当中最难的一个环节。我想这个最难改革的东西一定是国有企业部门、国有金融部门以及政府部门本身。邓小平先生在1989年之后就一直有这样一个意愿，就是中国应该在结构性改革方面更彻底才行。这样才能够真正建立起市场经济的体制来。他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就反复表达了这样的思想。终于，在1993年的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

结构性改革曾卓有成效

《上海金融报》：我国的结构性改革最有成效的阶段是在何时？

张军：1993年到1998年这一段，尽管不怎么被人提起，但我认为这可能是中国改革以来结构性改革最有成就的一段时间。

我们知道，1993年正是严重通货膨胀的时候，通常来说，这个时候并不是结构性改革的非常好的时期。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时候，政府必然要推出反通货膨胀的政策，一定会把政策的重点放到总量控制上，不太会去考虑结构性改革。可是，在通货膨胀非常严重的1993-1994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却大力推进了结构性的改革，着力对不赢利的国有企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重组、破产和改制。与此同时，政府下决心对国有银行也进行了非常激进的结构性改革，强化了银行的责任约束和风险意识，把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两大部门之间的这个计划经济中独特的"银企关系"几乎彻底切断，更是把整个国有部门不盈利的企业全部重组，大量的企业关闭。

《上海金融报》：激进的结构性改革必然会影响经济，政府该如何应对？

张军：前面提到，在财政和货币紧缩的同时，非常激进的结构性改革也推出了。结构性改革必然是紧缩性的，因为需要对国有企业和银行部门进行关停并转和改组。这样的做法自然会对当时的总需求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俄罗斯和东欧的转型都是经历过严重的经济紧缩的。好在我国那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这种结构性的改革，虽然力度比较大，但在那样的社会情况下，反而与紧缩的货币信贷政策一起把通货膨胀的凶猛势头给压下去了。

这样的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实施几年之后，其负面影响很快就出现了。于是，中国经济在1997年之后逐步显现出了通货紧缩的征兆。因此可以说，在1993年到1998年这一时段，我国的反通胀政策，是在结构性改革过程当中完成的，而结构性改革为解决银行和国有企业两大国有部门的低效率问题做出了非常正面的贡献，是2002年之后生产效率加快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基础。这个问题解决以后，我想如果没有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的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应该会持续到今天，而且中国会有一个比现在更令人满意的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

2002年，中国经济的宏观不平衡现象基本得以矫正，应该说中国在2003年已经走出了通货紧缩，但是我们却错过了一个很好的结构性改革的机会。从紧迫性来说，当时应对通货紧缩的外汇和汇率政策以及公共财政政策应该让位于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应该把注意力迅速调整到结构性改革上来，但结果却没有这么做，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6年的通货紧缩结束以后，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调整政府主导的支出和投资政策，也没有调整汇率和外汇管制政策，继续了1998-2002年的政策，结果中国经济又因为流动性的泛滥而马上进入了经济过热的时期。从时间上看，2002年之后，国家更加关注社会的和谐和民生问题，因此，结构性改革不太可能成为2002年之后的政策首选。

符合和谐社会基本理念

《上海金融报》：目前，我国正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行结构性改革的前景如何？

张军：很多人会认为，对新一届的政府而言，社会的和谐和民生问题比结构性改革更重要。但我认为，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国当前阶段最大的民生问题是就业和低收入者的收入的增长。而就业和收入增长依赖的是就业创造，就业创造离不开私人部门的进一步扩张和城市化的进程。1998年之后，因为要摆脱通货紧缩，政府扩大了公共部门的支出。1994-1998年间，公共部门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银行方面，还没有从根本上改革公共部门和政府部门的职能。今天，政府还"垄断"了太多的资源和机会，对私人部门的发展还很不利。土地的流转和城市化进程依然缓慢。私人企业进入的壁垒还到处都是，政府垄断的行业和中央大企业对政府政策制定和立法的游说能力一天强过一天。这些都将从中长期妨碍有效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的能力。中国经济当前最需要的是私人部门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的扩张，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人口。

《上海金融报》：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地发展？

张军：我觉得如今讲中国经济，讲中国面临的抉择，其实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改革是为了什么？一个中央计划经济的改革，不完成结构性的改革，不扩大私人部门，缩小公共部门，就不能建立起一个市场的经济体制。之前我国政府的改革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是把银行和国有企业进行了激进的改革和改组，从而改善了我们大量企业的竞争力，也使国有银行有了一个重生的起点，但还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公共部门改革没有完成。

在没有严重的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的时候，我们应该重启结构性改革的议程，改革的重心应该触及公共部门中最核心的部门---政府部门。这个和我们要建设的和谐社会有没有冲突呢？我想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压缩政府的规模、改变政府在经济中的垄断职能，让政府回归到公共服务、公共品的提供方面的重要职能，我认为这是符合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的。我很担心，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很可能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现有的公共部门的合法性、生产性支出和垄断，以及公共部门的体制刚性可能会进一步固化，愈演愈烈。如果我们现在丢了这个重要机会的话，中国经济在未来五年可能还会进入另外一个十字路口，而这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周期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