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马国川 这是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发展战略，我称之为“赶超战略”.

对中国发展战略的思考

经济观察报：1987年你从美国学成归来，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直到1994年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有人评价说，这7年是你的学术黄金时期。

林毅夫：可以这样说吧。这期间我主要研究农业问题，我认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改革和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应该坚持推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同时研究视野也在逐步放宽，从农业问题逐步拓展到中国发展战略问题上来。

经济观察报：是什么让你的研究从农业问题逐步拓展到中国发展战略这样的宏观问题上来？

 林毅夫：农村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只在农村内部而已。解决农村问题的一个关键是农村劳动力往外转移，转移必须有工作，所以农业的发展、农村的发展跟国民经济的增长是相关的。另外，国内喜欢把一个人分为农业经济学家、工业经济学家，国外没有这样的区别，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可能会有差异，并不是方法存在差异。在八十年代后期，中国改革的形势发展很快，改革的重点已经由农村转向城市。但是，面对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已有的经济理论显得苍白无力。如何正确理解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如何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对经济学家既是个巨大挑战，又是个难得的机遇。

经济观察报：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林毅夫：对，其实从步入经济学界开始，我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对这一历史性问题的研究，而农业问题仅仅是这个问题的一个部分。八十年代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已经实现了经济的成功起飞，这些经济体以与其他发展中经济相同的起点，实行了完全不同的发展绩效，被誉为“东亚奇迹”。它们的经验是否还有普遍意义，成为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问题。而我更关心的是，正处于改革中的中国能够从它们那里获得哪些有价值的参考？因此，八十年代末开始，我和蔡昉、李周两位学者合作，开始研究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我们的结论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采取的是比较优势战略，而不是脱离比较优势强行进行“超车”。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它们都按照各自的要素禀赋条件，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增加了出口和经济的外向型程度，达到了比较优势的充分利用。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上来。从来没有人——包括这些国家和地区——把它们的发展战略进行明确地表述，而我把这种发挥当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在每一阶段发展有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的做法，称为“比较优势战略”。

经济观察报：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不同，中国的经济发展颇多曲折。

林毅夫：这是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发展战略，我称之为“赶超战略”......更多精彩详见明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第37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