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晶 “9·11”恐怖袭击五周年，《纽约时报》公布的民调显示，1/3的纽约人说，他们每天都会想起“9·11”；另有1/3受访者说，他们再也没能回到2001年9月11日以前的日常生活；而2/3的纽约人 “非常担心”再次遭遇类似恐怖袭击。纽约很多“9·11”心理创伤咨询机构至今依旧保留，而且会经常接到各种各样的案例。

台湾9·21地震发生后，政府和民间机构用了近10年的时间来进行灾后的心理辅导。薛民仁有位朋友，在经历9·21地震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只要一躺在床上就觉得摇晃，非得靠安眠药才能入眠。

汶川地震后，一些心理医生和心理辅导志愿者可能会在短期内撤出，而这里需要的是长期的帮助。重建精神家园的努力，或许需要数年乃至更长时间。

王癑托着腮，目不转睛地摆弄着面前的沙盘。和周围活跃而兴奋的小朋友相比，这个女孩显得沉默而木讷，沙盘成了她唯一的情感表达工具。

一个美国记者蹲在角落，相机不断发出连拍声。做助理的中国男孩忙不迭跑过去问医生各种问题。医生冷冷地拒绝，用手挡住了镜头，目光重新聚焦在这个女孩身上。

王癑是北川县擂鼓镇麻柳小学的学生，今年10岁。两天前被医生发现时，她正在绵阳九州体育馆的一个角落默默流泪。被问到名字，来这里的时间，怎么到这里，只是摇头。哭得累了，就呆呆地看着地面。已经和在外打工的爸爸团聚了，但王癑却坚持认为爸爸还在远方。

她的症状被医生诊断为“间歇性记忆缺失”。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遭遇战争和巨大灾难之后。

“摆上所有的一切，她渐渐有了记忆。”治疗结束后，心理咨询师张明亮扭过头来对我说。

这是王癑第二次接受这样的心理辅导。大人、孩子、房屋、老虎、山、杯子……每个玩具上都用油彩笔一一注明。第一天，医生为她戴上手套，让她感觉安全。摆弄得久了，她觉得热，自己摘下了手套。她选了牛代表自己，因为牛是她的属相。心里总感到不安，就在盒子里放了一把枪，“认为有坏人会拿枪打她”。

第二天，她移去了手枪、狮子和老虎，“去掉了自己觉得恐惧的东西”；王癑从小和爷爷长大，感情很深，她把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爷爷移入了家中，“说明在逐渐接受现实”；沙盘左上角放上了鸭子，“因为想过自由自在的生活”。进行了数天的心理援助，张明亮一点一点对我解释这件“作品”的时候，嗓音已略带沙哑。

“5·12”四川地震发生之后，像张明亮这样赶赴现场进行心理援助的人还有很多。除去政府的慰问，民间各种心理咨询机构、宗教界人士以及来自大学心理专业的老师和志愿者们，正在成为心理援助的主体。他们帮助那些在灾难中受到创伤的孩子和大人们，一步一步，重返自己的精神家园。心理干预，正在成为源源不断的物质支持之外的一场看不见的救助。

有秩序的生活

来自华德福学院的张莉更愿意把自己目前所做的工作称作 “心理疏导”，“干预这个词太强硬。”

华德福学校是一所起源于德国的华德福教育体系的集幼儿园、小学部于一体的私立学校。“我并不是专业的心理医生，但我想我更懂得孩子们。”

美国“9·11”事件发生时，张莉所工作的社区幼儿园离灾难现场只有40公里。惊恐的孩子们被迅速转移到这里安抚。张莉所负责的3个孩子当中，有一个男孩的爸爸不幸罹难。

张莉和同事们用了很多家庭式的方式来帮助这个孩子，轮流给他做饭，请他到家中做客，向孩子讲述他有位伟大的父亲。因为宗教信仰，老师们告诉孩子 “爸爸只是到另一个国度去了”，对他说“现在你已经安全了，大人的世界由大人来处理”。

“让他感到被呵护，但是又不被过度关注。”张莉和同事们给每一位家长写信，告诉他们如何来安慰惊恐的孩子们；建议家长们尽量关闭电视机，因为不断播放的世贸大厦爆炸的画面，对所有当事人来说，都是一次次被重新“暴露在现场”。

针对不同的年龄阶段，“心理疏导”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其中的共通之处在于，如何让孩子们找回“有秩序的生活”。这也是7年前那场灾难留给张莉最大的经验。

“我需要你，你需要我，一次，两次，越来越多……”歌声传来，前天刚刚彼此认识的孩子们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圆圈。作为主要的灾民安置点之一，绵阳市高新区实验中学接收了大量从北川逃难出来的人。

这间中学内，一间间“帐篷学校”临时搭起，从一年级到九年级，一个班一间。每个帐篷前贴着一张“临时课程表”，除了语数音体美之外，还特意加上一门“心理与卫生”。所有的“秩序”在一点一点的回归。

“图片碎了，可以重拼；家园碎了，可以重建”，课程表下面贴着这样的文字。来自高新区火炬二小的张晓丹老师，递给我一张图画：一张北川地震前的图片被撕成若干不规则的纸块，又被一个8岁的小男孩重新粘合在一张白纸上。

“临时学校的建立，就是让孩子们感觉到生活没有太大改变。”

张莉和同来进行援助的其他老师，在甄选所有游戏时，也尽可能符合这样的考虑。“传球、拍手，所有的游戏都为了营造出一种‘秩序感’，有韵律，有节奏。围成一个圆圈，是集体的象征，让孩子有归属。很多的拍打，感觉到意识和身体再次结合。”

来自北师大心理学系的方新教授还建议了一个“生日排序”的游戏，一月在一起，二月在一起……，以此类推，“为的是在茫茫人海中重新找到朋友，让孩子们之间重新建立关系。”

失去了，不能再失去更多

来自台湾的慈济功德会(TzuChi)是这次大陆之外第一个奔赴灾区的救援力量。5月18日夜间11点，在宾馆内见到薛民仁的时候，几个台商会员刚刚从上海赶来。

在距离震中汶川县90公里的罗江县金山镇，慈济的救援行动已经进行了四天。进金山的当晚，救灾的卡车刚刚停靠在路边，安置点就热闹起来。慈济调来大量的炉具、大米、蔬菜，让无家可归的人们一同来洗菜、切菜、做饭。“一碗碗‘热食’做好的时候，笑容又回来了。”薛民仁回想起台湾“9·21”地震时的情景，一幕幕都如此类似。

第二天开始，一些农民已经开始下地种田。到第三天，一些店家收拾屋子开始做生意了。小孩子们唱着轻快的歌，扫地、洒水、做卫生，“一切和在学校里一样”。“要让他们有事情做，整个希望就起来了。”

“失去了，但不能失去更多。”这些看上去很粗浅的结论，但却是十年前那场灾难浴生的经验。

作为台湾“9·21”地震中最活跃的民间组织，慈济曾提出救灾的三个阶段——安身、安心、安生，也即身体的安顿、心灵的安抚、重建与复健。

“所谓‘安心’，其实是非常抽象的概念，要用行动让他们暂时忘掉伤痛，找回正常的生活。”薛民仁说。

“9·21”地震中，慈济兴建简易屋来安置灾民，他们的哲学是，灾民是“一时”的灾难，不是“一世”的落难；天灾只是一时的，只要拉他们一把，他们很快就能站起来，将来还会再闯出一片天。“所以我们兴建简易屋，不要把它建成‘难民营’——难民营是说你没有希望，你就是难民。”

这些慈济的救援者同时也是捐助者，薛民仁就是来自广东东莞的台商。志工们都需要经过一到两年的培训。在赠送物资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双手奉上，一包一包递给灾民。“虽然他们是灾民，但更加需要尊重。涌出来的这些力量，可以帮助他自立自强。”

根据台湾“9·21”地震的经验，一些未被关照到的孩子，情绪产生了无助、无望和恐惧。

在罗江金山镇，他们一遍一遍告诉小孩子，“灾已经过去了，我们平安了。”志工们带领他们唱歌，做游戏，让他们排着队相互拍拍肩膀。“我们要牵着他们的手走出来。”薛民仁说。

第二次创伤

另一个问题是，不当的心理辅导或者对心理救助的忽略，都可能导致孩子第二次创伤。

在华西医院，张莉遇到了刚刚做完截肢手术的黄思雨（音）。

因为从手术室转入病房，思雨需要被挪移到另一个床。思雨竭力反抗，情绪非常激动，大哭大嚷“你们这群坏蛋”。一个护士举着输液瓶不断地说，你必须挪床位，这个床要给其他手术病人用。周围人也附和着劝说。

张莉跑过去大喊，“你们不要强迫她，给她一点时间。”周围顿时沉寂下来，思雨也平静了。

病房内，思雨依旧很烦躁，张莉推着她的手，给她轻轻扇风，她突然发现，思雨和自己女儿同名。“你和我的女儿名字一模一样。”思雨终于扭过头来，“那我能叫你一声妈妈吗？”

因为左臂和右腿做了截肢手术，思雨的情绪还是起伏不定，不断有记者来问她问题，她一声不吭。

“她平静的时候也会乖，还会招呼我吃东西。隔壁和思雨同校的女孩讲，思雨平时性格泼辣，爱美，喜欢讲话。”张莉轻轻为她梳理着头发。

5月19日下午，终于有了思雨妈妈的下落，她从映秀中逃难出来，到医院的时候，整个人憔悴不堪，眼神空洞而木讷。

“她也需要很多心理辅导。如果大人恢复得好，对孩子的影响将非常关键。”张莉说。

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心理救援，心理干预的程序、时间、场合、对象，都需要考虑。专业的心理医生也不是百分百适合。张莉说，几天前有个40多岁的心理医生找到黄思雨，一上来就问，你可以叫我妈妈吗？我可以照顾你吗？

“倔强的小思雨瞪了她一眼：‘太搞笑了’。”

张莉并不是专业的心理医生，但从事多年儿童教育的她清楚地明白，这种面向成人的专业治疗方式，完全不适用于一个十岁的女孩。

“它没有情感因素在里面。这个时候，她需要的只是简单的生活语言。一个拥抱，一个微笑，一束鲜花，一个小礼物，都可能让这些孩子感到温暖。”张莉说。

创伤的种子

九州体育馆内，一个小男孩走到心愿墙边，脸上没有悲伤，也没有笑容。他望着不远处围成一圈做游戏的小朋友们，一言不发。

西南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陈秋燕告诉我，这个孩子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好几天了。

一个志愿者走过去，轻轻拍拍他的肩，递给他一张便签，让他写下心里想说的话。“我想妈妈”，他的字迹很漂亮，塞回给她，就跑掉了。

而他心里隐藏的故事，或许很久才能揭开。

这也是张莉最担忧的问题：一些孩子要很久才愿意被接近；一些孩子现在容易得到满足，在游戏中欢笑，但可能几周，几个月后，创伤会再次显现出来。

“9·11”恐怖袭击五周年，《纽约时报》公布的民调显示，1/3的纽约人说，他们每天都会想起“9·11”；另有1/3受访者说，他们再也没能回到2001年9月11日以前的日常生活；而2/3的纽约人“非常担心”再次遭遇类似恐怖袭击。纽约很多“9·11”心理创伤咨询机构至今依旧保留，而且会经常接到各种各样的案例。

台湾9·21地震发生后，政府和民间机构用了近10年的时间来进行灾后的心理辅导。薛民仁有位朋友，在经历9·21地震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只要一躺在床上就觉得摇晃，非得靠安眠药才能入眠。

北大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吕秋云曾经在洛阳火灾后与当地防疫站尸体消毒的人员交流，这些人的失常反应是：记忆闪回——只要一看见女士抹口红，就仿佛面对的是尸体——因为当时许多死者是化了妆跳舞的女士。

“因为创伤的种子在那里，这种灾难的影响将是长期的，随时会悲从中来。”张莉说。

一些心理医生和心理辅导志愿者可能会在短期内撤出，而这里需要的是长期的帮助。重建精神家园的努力，或许需要数年乃至更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