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首席评论员 孟雷 这是艰难的二十天，现代化的传播方式使所有人都近乎于亲历灾难，几十万伤亡者就在我们的身边、眼前死去或挣扎。震惊、悲哀、激动、茫然、焦虑以及不在场的无力和羞耻感，种种情绪占据了我们的头脑与心灵，惟觉在此巨变面前文字无能、思考无用、道理多余。

但现实总要逼使我们回过头来，媒体的社会价值和思考言说者的职责，不容许我们只停留于做一个实况的描摹者和只是表达瞬间的鼓舞与感动。尽管这是困难的，但就像有时必须再划开剧痛的创口以寻找嵌入肌骨的箭簇。对于灾难后的国家与人民，痛彻而清醒的反思与灾难中凝聚的人心一样，同是破碎社会的重建之基。两者互为支柱，不可或缺。

经历灾难之后，人的本能是假如不能淡忘那么至少寻找某种象征意义，以作为对灾难直观记忆的替代。英雄与英雄主义、万众一心、踊跃捐助，对于具体的个人，把对灾难的感受转移至这些可以使心灵得以在感动中获得抚慰和救赎的象征上去，不失为疗伤之道。但是对于这个国家和社会来说，如果这场大难留给我们的整体意义仅止于“赢得抗震救灾的最后胜利”，如果灾难只是这样成为又一座胜利纪念碑的背景与纹饰，那么无疑是令人遗憾的。

如果止步于此，则多难必不能兴邦。

因为我们晓得，史鉴俱在，就对待灾难而言，那是曾经的中国历史中一贯的常态。几千年的灾难史，就是这么扛了过去。多难的国家和人民，在一次次的艰危后，收获了那些“人定胜天，坏事变好事，悲痛化力量”的所谓道理。然而，在灾难的酷烈面前，在那些死难者和挣扎者面前，任何的辩证法都曾不断被证明那只是最苍白不过的敷衍与塞责，只能用来做遮丑布、景观墙。

现代社会自不会再这样照方抓药，不会指望靠辩证法和百姓的忍耐传统就可宣布又取得了伟大胜利。此次难后，虽仓促上阵，政府确实显示出了强大的应急能力，其立场之开放与行动之透明更是前所未有；而赈灾救援中，民间的自我组织、主动行动，已使我们看到一个公民社会正在顽强地发育生长。如此等等，都是社会能在灾难中复苏、重建的希望。

我们当然需要希望，希望往往是我们在灾难暗夜中走向未来时惟一可持的火把。我们要凭借希望探得前方的道路，知道去往何处；但是需要希望不等于要选择回避和遗忘，我们同样需要知道，我们因何陷落至此。

因何至此，在某个层面看起来，似乎已经很清楚了，就是无法防范的特大天灾——地震部门已经解释，地震短临预测在现有科技下基本无法实现；地方官员和教育、建设等部门已经提出初步调查意见，大量的中小学校垮塌与腐败与 “豆腐渣工程”无关，这次地震首先超过了预计强度，校舍的抗震设计难以抵御如此强烈的地震，而学校建筑是根据国家规定的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设计的等等。

既然如此，一切悲剧皆由天灾，公众是不是就已不必反思与追问？我们以为，突发天灾并不假，无可反思则未必。

我们愿意相信地震部门的专业水准和科学操守，虽然始终存有争议但我们仍愿意接受短期预报难以达到的解释。但是，对于汶川此震，仍有进一步反思的必要。按照地震部门公开的信息，也早已确知，震区所在的龙门山断裂带被认为是中国境内最危险的断裂带之一。此次地震，震中正位于地震高发区。有地震记载以来，此次震中附近200公里范围内发生过8次7级以上地震，1933年还暴发过7.5级大震。

如此，公众不免要追问，如果短临预测无法实现，那么在已经比较成熟的中长期预测中，对该地区可能的地震曾做出了什么样的预测？有关部门有没有具体的避震防震预案？按照公开的报道，一段时期以来，震区已出现过较多的地动房摇现象，对此有没有跟踪监测分析，结论是什么？地震系统有否收到其他渠道报告的预警？如果有，是如何分析排除的？灾后的重建，大规模的回迁安置已经开始，对未来此一断裂带的震情预计是什么？而这个问题将必然牵扯到的另一个反思和追问就是，在未来对地震的中期预报是否应提前发布，即便会因此付出一定的社会治理——比如经济或稳定——的成本？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科学，更涉及到治理方式和制度伦理，虽在唐山灾难30余年后又经由此次惨祸再次破题，但并非只值得地震部门思量。

而对于教育等部门拿出的那个调查意见，我想我们与所有仍沉浸于悲伤和愤怒中的公众一样，已经别无可说。你们的笔尖上，将悬坠着数千个上万个幼儿和少年们临难时的惶惑、恐惧与茫然，而这将永不再是一个可以止于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