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版专稿 记者 盛超 张玉蕾 2008年6月2日下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丁学良做客经济观察网，就汶川地震的国际评价和灾后的制度建设做了精辟的演讲。以下为演讲内容摘录：

在这次地震中，国际上对我们有几点正面的评价，我想在这里讨论以下，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制度化的建设。

一、信息透明化

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大国，如何建立应对紧急事态的机制。

在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最基本的前提是信息自由。没有这一点，后面的防范措施无从谈起。这次的大地震，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很大的进步。问题在于，这个进步能不能制度化。在以后的天灾人祸面前，中国的媒体能不能自主的、自发的、及时的、多方面的披露信息，这是要关注的问题。

我想到一个例子，美国加州大地震。关于加州大地震的事情，每年都有人提出来，每年都有相关的技术方面信息出来。绝大部分，都肯定这个地方会有大地震，7级、8级以上。而且时间界定很宽，有人说30年之内，有人说20年之内，有人说17、18年之内就来了。我想，这样的信息在我们国家大概是不会上主流媒体的报道的，但是美国不一样。只要有可靠的信息来源，那些专家和技术人员都会被请到电视台和报纸请去做解释，有什么新的数据。他们在电视上，在媒体上讨论，这么做起到了三种作用。

第一，它堵住了谣言，信息是透明的，没有隐瞒，科学家在公开讨论这个问题。比如根据我们以前的观测，这个地方40年内会有一场8级的大地震，但现在的数据表明，可能不是40年了，是30年了。有专家这样出来负责任的出来讨论，那就不存在谣言了。这次国外媒体的报道中有一个标题起的很好，《中国政府跑在了谣言前面》。跑在前面靠什么？就是信息透明。

第二个作用是对全民进行防灾方面的训练。如果出现了地震，学校应该怎么办，医院应该怎么办，交通部门应该怎么办、消防部门应该怎么办……方面进行全民的防震教育和训练。

第三、每当有来自科学家信息出来，都导致了比较快的对地震带上最重要的建筑和设施的保护和检查，包括桥梁、道路、加油站、学校。该加固的加固，该防范的也防范。

这个例子说明什么问题呢？虽然地震不能短期预报，这在任何国家都是这样，但不代表我们要被动等待地震的到来。

理性的，科学的，冷静的预防。为什么不能这样呢？如果有来自研究地震的专家的信息，就要及时地讨论，一次、两次之后，绝对不会引起社会的全面恐慌。

信息的及时，以及随着信息的及时披露对政府工作，行政管理，技术防范，在这次地震以后能否进入我们制度化的过程，在法律上保护的新闻自由、更透明信息披露，这是一大考量。

二、民间参与

在任何一个社会，政府对救灾应该起最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等于，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遇到巨大的灾难，你都指望政府把所有问题都承担下来。不管政府的资源有多少，这都是不现实的问题。必须有理性、科学的行政管理的心态，不能使自救、自助的机能丧失。

这次在四川地震中，我们看到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民间自救自助行为。个人的、小组的、朋友间的、NGO等等。国际上非常关注这个，在多大程度上民间的这种自助、自救行为能够在中国的法律上得到肯定和保护。

我希望，很多人希望，这次大地震能够促成一部更开明的，更跟国际上接轨，更理性，宽容的民间自救法律。

三、学校建筑审查

第三个方面是我最关注的，就是这次地震中，成千上万的孩子被豆腐渣工程，被建筑压死压伤。

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对独生子女的家庭，父母丧失了唯一的孩子，我都不敢想这个问题。

如果这次大震以后，不能带来对中国学校校舍、建筑物的全国的统一的法制管理的话，我认为这次地震死去的孩子们都白死了。

我还有一个建议，在多灾地区的教室应该彻底检查，能加固的加固，不能加固的就不用了。如果这次不能对倒塌的建筑进行法律上的追究的话，那我觉得是天理、人理、法律不允许的事情。这方面的司法建设必须成为中国以后公共政策的重点。

对倒塌的建筑物进行严格的技术上的审查，这件事情不做，我看不出来对社会有什么积极的作用。

四、国际接轨

第四个制度化的建设，中国发生大的灾难的时候，跟国际上的接轨做得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更接轨。

我一直强调，在过去的200年的中国，中国最最重要的进步都是跟国际化接轨得来的。

或者是法律，或者是观念，或者技术，或者是组织，都是因为与国际有了接触，然后看到了差距。我现在想不出来有哪一项进步不是跟国际化接轨而来的。

如果我们这次大地震从几十年前的拒绝国际援助变为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让国际援助进来，那我们更应该规定以后只要发生比较大的灾害，就要在第一时间与国际接轨，让别人来帮忙，要以人为本。

五、社会慈善监督机制

第五个方面的制度化建设是我们一定要这次灾后的重建中，建立一个现代社会慈善的控制和监管机制。

大部分人都是富有同情心的，大部分在危难时刻都会解囊相助的，没有这方面的制度化的监管和建设，会影响以后的慈善行为。我非常希望能看到这方面的制度化建设。
以前我们中国太穷了，没有慈善资源的基础。我们现在慢慢富起来，慈善的来源就变得丰富和多元化，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监管机制，对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团结，更加和谐是不利的。

美国民间慈善捐助占GDP 的2.4%，多数用在教育、医疗领域，这两个是对公民素质影响最大的。中国这次地震之前只有0.01%多，按照比例来讲，应该是1/15。

我相信，这次地震对全国人民是个很好的教训，如果我们以后有这方面的监管制度的话，会很好。

这次地震是巨大的一场悲剧，同时也展现出了我们这个社会和民族很多非常光辉、感人的东西，制度化的建设使感人、光辉的东西传承，使我们这个社会变得更有人性，更团结，更有效率，在面对巨大灾难的时候，变得更加坚韧。

问题：

1.记者：灾区重建过程中，会不会市场化进程产生阻碍，一体化的制度在突发事件中效率很高，一些企业在拿这个作为继续一体化的借口？

丁学良：我在五年以前，是这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在应对和处理突发事件时，中国过去的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有他的长处，也有短处。这种体制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有优势，因为这种体制组织能力强，对社会的渗透能力强，这个组织类似于军事性质，自上而下下命令，他的优点是只要指挥中心得到正确的命令，做出正确的决策，就会调动一切资源对付突发的难题。

这次四川地震肯定会给拒绝改革的机构提供理由，但我们也能找到反方面的理由，在一个国家里，突发的灾难面前永远不能缺少军队，但如果通通军事化，经济、学校、企业管理上统统军事化，那是不行的。

我们可以对比缅甸，缅甸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几个国家之一，而缅甸曾是东南亚最先进的国家，这次中国救灾所表现出来的的开放性和自由度跟缅甸成了对比。

2.记者：从保险的角度谈谈这次地震

丁学良：这次地震灾害反映出中国的保险有严重的局限，不过任何一个社会的重大自然灾害，都会促进保险业的进步。我们应该建立分层保险的机制。

简介：

丁学良，出生于皖南农村。1984年赴美国留学，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是社会学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现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大学制度和全球化。

争议话题：2005年，丁学良以一句“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的论断被推到了备受争议的处境，也被《时代人物周报》评为“2005年十大敢讲真话者”。

问：您觉得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丁学良：最多不超过5个。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有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

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首先要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而不能把它当做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如果那样的话，是不可能在经济学领域做出独立的研究来的。在西方，也有经济学家当大官，但他们是在经济学领域做出非常独立的、优秀的研究后，才短期进入政府或大银行等部门，然后他们会很快就回到经济科学的研究中，而并不是研究做的不怎么样就开始想着赚钱和当官。

(本文为记者根据丁学良演讲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