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晚上近12点才从成都返回北京(事后得知:如果晚一天乘飞机我就无法按时返回了).地震发生的当天，我在北京，却没有感受到震动，不知是否因为住在一楼的缘故。直到傍晚时分，连续收到几个短信，提醒要注意和提防北京有可能发生地震。我不相信这样的提示，照常上课，课间休息时与同学们聊起此事，才知道下午2点多四川汶川发生了大地震，北京许多地方的震感也很强烈，尤其是高层建筑。晚上下课回家后，一边打开电视收看新闻，一边忙着给成都的朋友打电话或者发短信，几乎都没有得到迅捷的回复。随后我又收到来自陕西朋友的短信和电话，告知他们那里也有强烈震感，并且有玻璃、镜子和灯具破碎以及房屋裂缝的情况发生。朋友们还告诉我，他们估计此次地震的震级可能会有8级，因为远比当年唐山大地震时所感受到的强烈。

我连续收看有关地震的直播电视，并且在CCTV1频道和4频道,以及四川卫视之间来回切换，有时要收看到凌晨一点钟。因为第二天还要工作，清晨又乘吃早饭的时间收看一会。

我的感觉是，政府所组织的救援工作总体上说是积极和有效率的，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说在地震发生三十几小时之后，仍然无法进入震中---汶川县城，空军的空投因为天气原因而不得不取消，这到底是技术水平还是设备落后？如果是在战争中，也会因为下雨而无法在预定目标降落吗？在晴天降落当然会顺利成功，但是在军事上最关键的是能够出奇制胜，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能够降落，当然就更可能获得胜利。

此外，地面部队也无法进入，更是难以解释，在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三年内战时期，都有军队能够夜行军一百多里，甚至从悬崖上攀爬，翻过一道又一道山脉障碍，在装备给养都大大提高的今天，我们的军队难道无法在三十几个小时内进入震 中？

另外更加让人感到疑惑的是，5月14日的《武汉晚报》第5版报道：“四川省军区司令员夏国富、副司令员李亚洲和阿坝军分区的六名领导带领三百多人，于13日中午12点最先抵达汶川县城。这支第一个进入震中汶川县抢险救灾的中国军队经过六个小时的紧张抢险，已抢救汶川县城生命危险的伤员一千多名”。而同一天的《长江日报》第2版题为“第一支救援部队抵达汶川县城”的报道，却说：武警驻川某师200人在师参谋长王毅的带领下，由理县强行军90公里，于13日23时15分到达汶川县城，...王毅介绍，当地县政府救灾指挥中心已经确认，他所带领的200名官兵是第一支到达汶川县城的抢险救灾的队伍。

中国人一向喜欢争“第一”，媒体报道也总喜欢在谁“第一”上大做文章，那么在这样灾难当头的时候，这两支部队究竟是谁在向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关注中国灾情的人们撒谎？是否有必要予以澄清并向公众报告一下？

灾害发生后的前三天（最有可能使被救者得以生存的时间段）是最需要得到食品、饮用水、药品、医护人员、通讯设备和救援设备的，可是直到3天以后，这方面的组织和运输工作才显得比较有成效，这至少说明我们国家的应急反应能力与实际需求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显而易见的是，空投是这3天以内的紧急救援中最关键的有效手段。然而，中国空军没有能够在这方面创造一流的佳绩，无论是技术水平\设备所限还是官兵素质问题，总之，这方面应当大有检讨和改进之处。

在此我还想提出，中国何时才能组建非军方的直升飞机救援专业队伍？或者至少开放民间直升飞机升空的许可，以便在紧急情况下或可由民间专业救援人士补充军方的不足。

在灾情新闻报道和评论方面，也可以看出新闻队伍素质和思路方面的欠缺，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许多问话显得幼稚、空洞，不切主题，许多回答显得罗嗦\教条(比如总是不忘说某一级地方或基层领导临阵指挥)逻辑混乱或知识缺失，大多表述的是领导如何重视、态度如何坚决，而对于具体数据和救援效果却往往含糊不清。有关专家可能在特定政治压力下难以直抒己见，回答时也支支吾吾，往往观左右而言其他。甚至对震前是否得到过相关地震预报或推测，也不敢给予直接回答。

新闻发布会进行之中竟然会出现中断和停播，然后也不给予任何解释或补播的机会，这些都与人们的知情权和政府对信息公开化和透明化的承诺相悖。

据网上所公布的帖子，在震前就有关于阿坝地区有可能出现地震的传言，而被当地政府作为辟谣处理了。如果有人做出可能发生地震的预测，领导人担忧的往往是，如果发布地震预警消息，是否会引起大面积恐慌？从而使他们自己承担难以担负的政治责任。难道他们不懂得“生命至上”的道理？

假如他们发布地震预警消息，结果并没有发生地震，可能会受到上级的批评，最严重的也不过丢失几顶乌纱帽。可是如果当发却不发，导致几十万人的伤亡和数百亿元的直接损失，他们失去的是什么？

已有不少人指出，为什么灾难发生时，总是学校和医院的房子容易倒塌？而政府的办公楼却鲜见整体倒塌？

通讯线路和电力的中断也使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难道我们没有办法建设紧急备用系统？电力和通讯这两大垄断行业已经赚取了多少垄断利润，难道它们不能为灾难发生时的通讯保障做更多的有效努力？他们的智商和精力如果总是用在如何变相和富有技巧地收费以及如何忽悠消费者身上，那么它们当然会较少地考虑发生概率较低的应急处置手段。

如果不及时总结和深刻反思这场灾难的教训，未来还会有更大灾难和损失发生，到底谁来承担这重如泰山的责任？笔者认为，当下的中国，需要更多的批评者而不是美化者，来帮助提高政府的运作能力和社会的救援效果。

（文章来源：08年5月19日  博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