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刘波 近年来的无数事例表明，无论是神灵的威慑、权力的压制还是武力的胁迫，最终都难以抵挡民主的滚滚洪流。对于这一点，尼泊尔新生的共和国提供了一个最新的注解。贾南德拉国王于5月28日被制宪会议废黜。当皇家的旗帜从纳拉扬希蒂王宫降下，历时239年的沙阿王朝终结时，这位被尊为毗湿奴大神的化身并据称精通占星术的国王，已必须试着做个共和国的公民。

至此，在始自中国辛亥革命的亚洲共和化浪潮推动下，一百年前还笼罩在整个亚洲的专制君主制，如今已所剩无几。虽然有人常以社会或文化因素作为拒斥实现民主的论据，但民主体制是否值得追求这一点，在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已不再是未有定论的话题，因为纵观全球，民主对于保障人权、缓解纷争的好处显而易见。

虽然共和国与民主的肇造几乎总是以一位专制君主或独裁者的倒台为起始，但君主制或独裁政府本身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民主制的牢固树立，共和体制也并不必然担保民主的践行。维持与巩固民主政体任务之巨，丝毫不亚于其创建之难。

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见证了底层的残酷报复与革命的恐怖如何让人们甘愿重新效忠于一位能稳定政局的新皇帝；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见证了经济衰败、社会分裂与大众愚昧如何使民主体制成为政客与军阀掌上的玩物；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见证了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与社会观念分化如何导致了一个法西斯政权的上台；同一时期的德国见证了狭隘的民族情绪与战败复仇心理如何让一个狂人掌握大权，出现了“民主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敌人通过民主制产生”这个历史上最荒谬的悖论。而据美国政治学者拉里·戴蒙德估计，自1974年以来建立的民主国家，仅有一半是完全自由的。在种族与宗教冲突、分离主义暴力、恐怖主义、贩毒、有组织犯罪、经济混乱、政府腐化的重压下，许多民主制有销蚀甚至毁灭之虞。

这一切都说明，民主政体的实现并不是民主建设的终结，旧式体制残余的社会结构与思维方式更需要得到消解。尤为重要的是，并非完全内生、而是在外部思潮与压力影响下出现的新生民主体制，往往要遇到巨大的挑战，因为昔日无权的底层总是希望翻身掌握权力，而对权力的渴求总会伴随人类的激情与妄念，人们过去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总会以一种试图不公正地对待他者的报复情绪重现。这使仇恨延续，给社会埋下暴力的种子，并在新的权力斗争中发芽，或是导致社会的无政府化与崩溃，或是走上极权的老路。

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与政体转变相比，后专制或后冲突时代的“民主构建”成为更受关注、更受思考的问题，即：在民主政体建立之前，人们就已需要对政治、经济、教育制度与社会心理有意识地重构，来为民主的扎根准备土壤。

例如，19世纪的法国人托克维尔之所以对美国民主充满信心，就是因为美国人似乎与生俱来的不畏权威、崇尚自由、容忍异己的风气。而过去几十年来西班牙、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顺利的转型，也和各国旺盛的中产阶级与公民社会关系甚巨。与以宪政、自由选举与军政分离为特征的传统民主相比，一些新的思维，如美国人罗伯特·达尔提出的 “多元主义政体”（polyarchy），已经在成为成熟民主的标志。

从这一点而言，尼泊尔刚刚起步的民主，带有一些积极的征象。在选举中获胜的尼共（毛主义）领导人普拉昌达对媒体表示，民主是20世纪人类史的“终极教训”，准备接受多党制的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与美国发展良好关系。当年“反帝斗士”越南一门心思地加入WTO曾令反全球化人士备感沮丧，现在从丛林中走出来的毛主义游击队员与其他政党合力构建民主，将是对持“‘亚洲价值观’与民主不相容”立场、鼓吹威权道路者的另一个重大打击。虽然前路或许波折丛生，但尼泊尔的民主试水无疑值得期待，并可以为其他亚洲国家提供近在眼前的鲜活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