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 龚方雄
       财富观察员  钮文新

李南：你刚刚从美国回来，他们现在到底怎么看这事?

龚方雄：以我的观察，美国人的心理状态非常非常矛盾。一方面是缺钱，房价掉得厉害，而且他们债务很严重，所以希望外国人来给他们解套，向他们注入资金；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很担心，会不会自己的优质资产被外国人一夜之间就收走了。

李南：我确实看到，现在好多机构就调高人民币升值预期了，过去说6%差不多了，现在都不是了，调到10%的，说预期今年12%。

钮文新：珠江三角洲好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前几年就办不下去了，人家也看到人民币升值是一个大的趋势，所以，要么不干了，要么干脆就跑到内地去再开厂，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

李南：我们就希望他去西部啊，这不是 很好的事吗？

龚方雄：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但是需要时间，企业需要时间来随机应变，所以我还是赞成目前这种渐进式的，逐渐加快的这种方法。人民币升值是没有问题的，一定要升，而且应该加快速度升。现在我们升得越慢，吃亏越多。

钮文新：但现在大量的热钱在流入中国，人民币升值越慢，热钱流入的时间就越多，我认为应该一次升到位。

龚方雄：所以说，人民币升值的最佳时间已经错过了，我们是要为此付出代价的。现在的决策只能说是“两权相害取其轻”。

李南：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呢，比如对于我们普通的百姓来说，我们并没有感受到人民币升值给咱们带来的好处。除了出国旅游可能便宜一点、留学便宜一点，这大家都知道了，还有别的吗？

龚方雄：李南最近没有买高档的消费品，或者说奢侈品吧？

李南：是，股票都被套住了，买不起。

龚方雄：像瑞士手表之类的奢侈品，如果人民币没有用目前的速度升值的话，那些高档品牌的包也好，瑞士的手表也好，可能比目前就要贵20%、30%以上，因为欧元兑美元升值了30%多，人民币兑美元只升值了百分之十几，所以，实际上人民币对欧元还处在贬值过程当中。

李南：可是另外，如果我是一家出口企业的员工，那我工资可能会下降。你们都说人民币升值之后可以减缓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我看到的最新数据也并没有降下来啊，房价也还在涨，那么人民币升值到底对我有什么好处？

龚方雄：通货膨胀跟人民币升值，不但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人民币升值实际上帮助中国抑制了通胀。中国面临的通胀，主要是输入型的通胀，是成本推动型的，这个是全球性的通胀，这不是说我们本身通过加息能解决。加息是抑制内部需求，但是现在通胀原因是全球性的，你只能通过人民币升值，去作为一个缓冲器，缓冲全球石油价格、商品价格、农产品价格可能对我们通胀带来的影响，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不是因为人民币升值，我们现在的通胀可能会更加恶劣。

李南：人民币在稳步升值的过程当中，反弹幅度没有超过1%。有人说，是稳定升值的承诺使投机客稳赚了。

龚方雄：现在问题是，你想一天给它10%，还是一年给它10%？人民币在升值，当然意味着我们本身的财富在增长，那么持有人民币财富的投资者，他就会受惠。人民币现在的升值，实际上比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情况要好一些。我们的流动性过剩的情况、泡沫化的程度，没有日本当时那么严重。日本的问题实际上是抗拒升值，抗拒时间太久，造成经济的泡沫化。我们采取的行动，实际上比日本早。

李南：尽管也有点晚，但还是比日本早一点，是吧？

钮文新：问题是日本当年看不到今后会发生的一些问题，所以当时它在考虑问题，也是在考虑什么样的方式更符合日本的利益，所以在《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做了一个大的战略调整，就是把整个国内的产业进行输出，绕过美国，绕过欧洲的贸易壁垒，然后直接去投资，你不是不让我出口吗，你不是用壁垒来限制我吗，我到你那儿去建厂，我到你那儿去买东西。

李南：还有人总结说，日元的大幅升值迫使它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这是个好事。

龚方雄：强迫产业结构从低端向中端和高端展延，这的确是非常好的事。其实日本的很多品牌，索尼、松下、丰田这些全球知名的品牌，都是在日元升值过程中崛起的。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日本的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品牌效应还非常非常低，因为都是低端出口战略，跟我们目前的状况差不多，所以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好处，就是强迫你进行产业转移，向中端、高端转移。将来我们中国人要有自己的品牌和技术，我们不只是简单依靠境内加工厂这样单一的经济增长模式，我们可以到美国去设厂，到欧洲去设厂，然后设厂的那个品牌还是我们的。比如说丰田、索尼公司在美国设的厂，它还是用日本自己的品牌，赚的钱还是日本公司赚的钱，然后赚的钱回流到日本。

李南：可是日本用了20年完成这些转变，我们有几个20年？对于每个单独的个体来说，这个成本一定要由我们承担吗？

龚方雄：所以机不可失，我们已经失去了两年来升值的最好机会。